『壹』 作為政治寓言的「無間道系列」
《無間道》(Infernal Affairs)在亞洲金融風暴後的香港取得空前的成功，不但有人視之為走向沒落低迷的香港電影新希望所在，甚至罕有地受到特區首長公開贊譽。然而，具諷剌意義的是，《無間道》卻可能是香港電影歷史上最強烈的政治寓言。
我試圖以政治寓言的角度閱讀“無間道”系列，在另文曾仔細追索過香港電影中“卧底”題材的次類型(sub-genre)自八十年代的發展，[1] 也會在本文展示 “無間道”系列各集之間的內在聯系。我認為“無間道”系列的吸引力，在於它能在香港卧底電影的傳統上創新，而在各集之間，也互有連系地發展出一種新的敘事風格，切中香港歷史現實和當下處境，對時間、記憶、身份等三個深具香港當下 文化 政治意義的問題，作出別具新意的介入。
毫無疑問，過去二十多年以來，香港深受九七問題的左右，這個問題既是政治性，也是文化性的。甚至雖然“後九七”的說法已漸漸在這幾年浮現， [2] 二零零四年的“愛國論”爭議及人大釋法，卻又隨即激發出 “二零零四才是一九九七”的驚嘆，[3] 可見 “九七”其實並未隨主權移交中國而離香港遠去。九七之前，海外和香港的文化評論，出現了不少爭論，辯說香港是否一種混雜的文化形態。這些爭論雖有助釐清一些事實，但其局限是把香港的文化問題，收窄為對香港文化身份屬性的檢驗。然而，當代文化研究正好要指出，文化屬性的爭論不可能抽離在不斷變動中的具體政治處境。文化身份並非靜態的文化特質，它同時是文化認同的定位、政治身份的選擇、政治位置的佔取並謀求確認的問題。所以，當這些九七文化爭論還在空泛地捕捉香港人是如何混同中西，且內在矛盾之際，香港人更切身地從每日生活和政壇政治變化所感受到的，更是活靈活現、目不暇給的政治“變臉”活劇，及種種關於轉換身份和政治效忠的游戲。這種活生生的文化政治，更能剌激香港文化創作人的思緒。
占據香港電影創作人心目中一個重要地位的，當然是香港人的身份政治，以及和身份政治相互緊扣的幾個課題，其一是時間，其二是記憶。九七前後不少電影以人文體驗的切身角度去探討時間經歷、時間意識，其實它們都可閱作為對“九七大限”那種被動時間觀的反抗。從大部分香港人親身感到的文化 經驗 來說，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有著繁雜多樣的種種“過去”(pasts)，並無清晰線索，然而九七“回歸”，卻逼著所有人去面對和接受一個一統版本的歷史命運\。在 “線性歷史觀”下所描畫的“歷史”長河上，香港完成了政治“回歸”，但這卻非意味為人們找到了一個原鄉式的“歸宿”。相反地，九七年的時間“大限”，毋寧是一個逼在每個人面前，要作的存在選擇。無論是走還是留，都要同時整理過去，為自己選擇未來。也正因九七是這樣一個具存有論意義上的選擇 (ontological choice)，它也是一個叫每個人都重整記憶，清理舊帳的大決算，彷如一個讓每個人“重新做人”的生死大關。
然而，正由於各人身處位置不同，經驗不同，在一連串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怨情仇面前，並沒有一個放諸天下而皆合乎道義標準的公式，讓人整理自己的“過去”，因而產生各式各樣的焦慮和響應 方法 。有人尋回過去失落了身份的回憶，有人力挽狂瀾，在即將消逝的“現在”，保存這個即將失去的身份的回憶，也有人以為自己欠缺的，就是自己失去了的，對這一切都聲稱曾經擁有，保留或運\用追究、索償的“權利”。於是，香港在過渡期末的電影，就出現了多種關於“過去”記憶的題材，其中包括 “恢復記憶”和“失憶”這兩種主題，一些敘述關於失憶之後找尋那失落了的“記憶”的 故事 ，另一些則講述如何為了逃避痛苦而選擇“失憶”，分別展示對九七的記憶政治的不同取態。[4]《無間道》是關於卧底的電影，編導們對卧底題材有嶄新的演繹，但它同時是屬於那一系列探索時間和記憶問題的九七電影。
記憶的政治與時間的暴力：《無間道I》(2002)
與八十年代開始把卧底寫成悲劇人物的傳統不同的是，《無間道》把卧底的形像和可書寫的角度大大開闊，卧底不再單指警方派到匪幫的卧底，也包括匪幫派進警隊的長期卧底。於是，卧底就成了一種更有廣泛意含的“身份錯置”的象徵。第一集的《無間道》，把卧底探員陳永仁和卧底匪徒劉健明兩人的身份錯置，編寫成兩人你死我活的斗爭，而這也是環繞身份的記憶的斗爭。因為當劉健明正要利用自己的假身份(也就是在警隊的職權)，追查誰是破壞匪幫的卧底探員之時，匪幫首領韓琛，卻派人把陳的上司黃志誠\打死了。但黃卻是惟一能證明陳乃卧底探員的人，掌握著關於陳的身份的全部記憶。這“身份”的機密記憶，只剩下劉健明可以替陳恢復，但陳後來偶然知道，這個事業上正如日方中的劉，其實正是潛伏在警察內部的卧底，兩人的對決就不可避免。
卧底如何回復真正的身份，是香港卧底電影的經典結構。對“真正身份”的執著，是港式卧底悲劇的基本原素。但《無間道》並沒有停留在重復這個悲劇故事，而是要討論一個更深入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才能“重新做人”。“重新做人”不一定是回復原來身份，但“重新做人”的歷程一定要求每一個人處理好自己的 “過去”，那些只能透過記憶、記錄、檔案而留存的“過去”。對記憶的所有權，變成對身份的所有權，個中包括對他人的記憶、他人的身份的所有權。對於卧底探員來說，“重新做人”就是回復“真”身份，也就是恢復記憶，制止自己繼續在身份迷失的苦海中流放，終結那在善惡邊緣的危險徘徊。他需要的是名實相符的“回歸”，重獲警察這個國家機器的確認。相反，對於一個潛伏在法治文明世界的匪徒，想“重新做人”的話就要為自己“洗底”，洗刷掉自己的記憶，也抹去甚至消滅他人對自己的任何記憶。
《無間道》片中經常朗日高照的天台，是卧底任務的指派、爭吵和斗爭的主要舞台，暗示見不得光的卧底身份，將要在炙熱傷人的陽光下暴露，過去在暗室進行的勾結、交易，將要成為過去。然而，對“過去”的擁有權，仍然是善惡斗爭的關鍵。就如陳永仁在陽光普照的天台上，不肯和劉健明達成交易，讓雙方都有做“好人”的機會，是因為他自豪地堅持自己“真正”的身份，道：“我是警察！”，劉的回答卻是：“誰知道？”
九七年“重新做人”的暴力性格和政治本質，就在於時間的無上律令，逼令對“過去”進行整理和清算。而香港的“過去”，洽巧就是那種充滿含混，充滿暗室交易，充滿身份錯置，見不得光的勾結游戲(collaboration)。[5] 那是一種關於時間的暴力，或更正確的說，是一種歷史主義時間排序的暴力(violence of historicist temporalization)。《無間道》對法理身份和法理的時間的諷喻，表現在陳和劉相爭不下的悲劇。正因為委身於法理秩序和法理身份的陳永仁，否決了讓劉和平地“重新做人”的選擇，拒絕繼續玩“勾結”游戲，它所換來的，卻是殺身之禍。[6] 然而，消滅記憶的需要，也成為這個殺手(另一個匪幫潛伏在警隊的卧底)被劉健明殺死的原因，因為這個匪幫“兄弟”，也保留了劉健明真正身份的記憶。為徹底完成為自己“洗底”的工作，以終結他長期為匪幫卧底的痛苦，繼續當一個成功地活在法理社會秩序下的警察，他把“兄弟”也殺掉。從電梯暗室中善惡無間(無差別)的地獄深淵中，進行過以暴力完成的身份抉擇(重新做人)後走出來的，是手持警察身份證的“好”警察劉健明。
無間地獄的“史詩”：《無間道II》(2003)
《無間道I》以天台和電梯的空間辯證，講述一個發生於回歸之後六年關於卧底身份和記憶的傳奇故事。然而，《無間道II》卻進一步把這傳奇的敘事的時間也顛覆掉。它是《無間道I》的前傳，說的是一九九一年開始直至一九九七的事(如電影的宣傳 口號 謂，是關於“一個傳奇的誕生”)。出人意表地，觀眾\ 在《無間道I》知覺到的善惡分野，在此集中被回溯式的敘事時間重新打亂和問題化。在第一集中與黑幫相鬥，最後被殺的正直督察黃志誠\，原來曾透過勾結黑社會內部分勢力，把黑幫龍頭首領殺掉。事變觸發了黑幫家族底下的五大頭目，產生脫離龍頭控制的背叛之心。家族第二代倪永孝施計對他們繼續牽制，並准備將他們殲滅，警匪雙方向對方派長期卧底的計劃，亦在這時開始。奇情之處是，卧底探員其實是黑社會新龍頭倪永孝的同父異母兄弟。這個大家族權斗的故事，包含各條支線，探討夫妻間的情愛忠誠\和同事朋友間的兄弟情誼。關鍵人物是前頭目手下的“忠臣”韓琛，他被追殺至泰國不死，後答應回港以污點證人身份，指控發動幫會內部血腥清洗的倪永孝。
影片以九七過渡為背境，片中幾個人物亦都面臨“重新做人”的抉擇：倪永孝發展“正行”生意，甚至在政界穿梭，靠攏“親中”力量，令他有可能得以放棄黑道事業，變為“正當商人”；督察黃志誠\要面對如何洗刷他被揭發策劃謀\殺，和引致好友同事死亡的悔疚；韓琛要以污點證人身份指控倪家，求取“重新做好人”的機會；而卧底探員陳永仁則努力搜集黑社會的犯罪證據，以助瓦解這個他在血緣上從屬的黑社會家族，以和它割斷關系。然而，韓要報復妻子被殺之仇的慾望，打亂了警察部署好，以法律制裁倪永孝的計劃(因而浪費了卧底陳永仁仔細搜集編排，曾說“絕不能把日子弄錯”的證據)。結果，督察黃志誠\被韓琛設巧計親手殺了倪永孝，國家機器只成了被復仇慾望愚弄的工具。與韓同夥的泰國歹徒，亦在夏威夷把倪全家殺死，利用和收編了原來單純的為愛復仇之心。殺人和罪惡的無間斷伸延，於閃念中或有從善之心的韓琛，亦在無間地獄的犯罪之路上越走越遠，一切善行惡行的精密平衡和計算，最後都全部失控。因為，在私人恩怨、個體身份選擇背後的，是跨境跨地爭奪利益，重劃地盤的野心。黑道“全球化”的邏輯，無情地嘲弄了“現代”的法理公義及“前現代”的恩怨情仇。
這種對黑社會家族故事接近史詩式的描述，令不少人將《無間道II》比擬為《教父》 (Godfather)。不過，我以為只有從政治寓言的角度，才可以解讀出這兩集《無間道》電影的有機統一，及有別於一般黑道影片之處。故事中倪氏家族衰亡，充滿內憂外患，權斗不斷，一邊是常抱異心的分離主義者，一邊是意欲一統天下的野心家。傳統價值的忠誠和忠貞，與不規矩的貪念慾望流動，出現無休止的較量。如果這個故事，可以被讀成中國近代史(或華人家族式社會)的某一種縮影的話，那陳永仁這個“同父異母”的卧底角色，就更可堪玩味。他的身份悲劇，在於他決意“做好人”(不單只是一個能完成任務的警察)，與自身家族的罪惡、傳統和恩怨告別，並因此而向現代法理秩序致敬效忠。但是，他的唯一機會，卻是要接受任務，潛伏在家族之內，當一個隨時被揭發向另一種制度、另一套價值效忠的“叛徒”。而當《無間道II》細訴了陳的過去身世，揭露了他的上司其實正是他的殺父仇人，情節之反諷詭異，一如香港的真實歷史。如果鴉片戰爭之恥可以比作殺父之仇，那幫助為中華民族文化注入現代法理價值，於香港人而言就有如一秘密任務，甚或會招來殺身之禍。
二十年來，活在種種“親英”還是“親中”的拉扯角力當中的香港人，在陳永仁身上，難以不會閱讀出一種集體經驗。當陳決意下大決心“做好人”，選擇繼續秉承警察職志，完成卧底任務，卻只能在暗角向在警校提擄 教育 他的殉職教官致敬。這一幕就更折射出香港人對自己的“過去”當中，殖民性(coloniality)與現代性(modernity)交纏的復雜體認。不過，陳一心以為可以耐心的收集黑幫犯罪證據，以求一個歷史和法律裁決，為實現現代理性公正的夢想而努力。可是，在更大的復仇慾望和權術詭詐共同鼓起的竄流暗涌下，他的努力最終盡付流水，甚至付出生命。因為他要尋回“真實自我”(authentic self)，取回“過去”的“真實”記憶(authentic memory)，收集“真實”的歷史證據，將之交付公義裁決，實際上是有點過份純真率直，卻又非常危險和具威脅性。
身份錯亂與左右逢源：《無間道III》(2003)
如果說首兩集《無間道》的卧底群像，鋪開了一個交錯的香港殖民歷史時空下，香港人主體性問題，在心理上和道德選擇上的焦慮困局，那不應忽略的是，“無間道系列”並沒有以自憐、自傷的態度去看待香港人的所謂雙重身份、雙重效忠、身份迷失等問題。相反地，“無間道系列”中一、二、三集的編排，並非單純以一個線性時序交待事件，而是以不斷回溯來重寫上一二集的角色，打開觀眾觀賞和評價的可商議空間。這一種不斷重寫的敘事策略，我以為特別適合探討香港的身份政治，因為香港的雙重身份問題，正好並非一個單聲獨白的故事可以道盡，而是有多重書寫甚至多重解讀的可能。第二集改寫了督察黃志誠在第一集的一貫正直形象，掏出他的污點，以探討他的歉疚。這集也改寫了韓琛，他不是生性歹毒，而是如常人一般，在忠誠、恩義、情愛之間糾纏掙扎。結果他舍善道而行惡道也是形格勢禁，在矛盾的道德原則下驅使的結果。
而系列第三集《終極無間》一方面著墨於後九七更大的空間格局，引入沉澄和楊錦榮的新角色，以帶出大陸公安黑幫的元素，另一方面也改寫了陳永仁和劉健明兩個卧底的形象和性格。這一集的劉健明，也改變了他在第一集的冷麵形象。他藉偷閱陳的治療檔案而進入了陳的內心世界，使他原本被殘酷的生存和自保需要而掩埋的另一個向向公義的自我浮現，但這也使他掉進了一個負罪者自我揭發，無法區分雙重身份中何者才是真我的心理悲劇。但有趣的是，第三集的陳永仁，卻不再只是被描述為身份悲劇的犧牲品，他其實並非因為被分裂的身份所撕裂而有暴力傾向 (他的暴力其實是韓琛測試他的忠誠而被逼作出的)。這個被重寫過的陳永仁，是一個不斷頑抗警察體制將他的處境“病理化”，與治療語言相互戲耍的頑強人物。[7]
《終極無間》拒絕自傷自憐地看雙重身份，還可以在新加入的楊錦榮及沉澄兩個人物得到引證。因為影片對兩者的“真正”身份，其實最終也沒有交代清楚。觀眾可以接受那個“官方”版本，認為後者是大陸公安而前者是協同大陸公安查案。但觀眾也可以把各種疑團、線索，例如楊錦榮和韓琛在圖書館的秘密會面，視作為楊錦榮其實“真正”是韓琛安插在警隊的另一卧底的證據，而沉澄則是在大陸既為官府亦屬黑道的雙重人物。《終極無間》對雙重身份問題的開放詮釋，雖然使不少觀眾撲朔迷離，但楊錦榮這一角色，對影片整體的這一種結構性的含混，事實上作了很有興味的批註。
楊錦榮穿梭黑道白道，遊走京港之間，司職黃志誠所指“有很多秘密”、“搞政治”比搞保安更多的“保安課”，左右逢源，實是呼之欲出的典型後九七政壇新人格。他那副冷峻無情、滿懷自信而跡近目空一切的面孔，正好是陳永仁和劉健明這兩個苦惱於自身雙重身份的卧底們所欠奉的。他為求政治上把台灣黑道掃出香港之外，面不改容地公然插贓捏造偽證。而他也透露，他早於警校時期，開始踏上成功之道就在於懂得寫 報告 。他從不猶疑或迷惑於真相、身份，因為他有懂得寫報告的能力。這點既是指涉他這個角色，也是指涉作為敘事工具的電影，以及香港歷史現實中的情況。
既然三集《無間道》都可以對不同角色的屬性一再重拍、重寫，重新估價，觀眾所需的並非誰是忠、誰是奸的終極答案，而是重新閱讀、重新審視的空間。身份問題的問題意識，不在於身份的有或沒有、遣失或尋找、記憶與遺忘、證據與指控，也不在於它帶來的是喜劇團圓還是悲劇感傷，而是關於“再現 ”(representations)及“再現”的權力。
楊錦榮的自得自滿，相對於劉健明的迷亂瘋狂，陳永仁的無辜喪命，合組成香港雙重身份的文化權力大架構改朝換代下的浮世繪。但個中誰是忠、誰是奸，誰有罪，誰是站在公義的一邊……等等，並不在乎有沒有證據左證終極的答案，而在於是誰人為甚麼原因擁有甚麼權力去重寫、重演、重看、重讀。然而，這種重寫的可能性，並沒有減弱“無間道系列”作為一出政治寓言的批判性。可以說，沉澄的含混和神秘，毫無淡化這個角色所具體指涉的後九七香港政治實況，而楊錦榮的多重面貌，則更直率地說明一種關於香港人雙重身份問題的政治演繹，以及這些演繹的政治性。“無間道系列”作為關於香港歷史境遇的政治寓言，它的成就在於既串連各種悲劇情節，卻亦能擺脫了香港文化討論中關於雙重身份、雙重文化等論述往往內蘊著的傷感主義濫調，開啟了歷史和政治層面上的諷喻和批判。而這點批判卻既是實質政治指涉上的，也是美學認知形式上的。
作為無間道的“勾結式殖民主義”
香港九七問題的出現，以及這個問題所爭持的，是關於香港島、九龍半島的有關條約的法理性，以及關於新界地區租約的時效性。整個爭論所先設的，是那套深植於現代世界民族國家體系內的線性法理歷史敘事時間觀。一直以來，香港問題的官方陳述，都視之為“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以彰顯歷史的公義。但是，香港現代文化角色的難局，並沒有隨九七的時間界線被越過而改變。時間的序列(編好號碼和日子的證據)並非等同公義的序列，每個新的時間開端都不是原初性的復歸，也不是新的出發，而是另一場表演和扮裝。[8] 就如九七之前，黃志誠\督察面對謀\殺指控，雖然因意志消沉而想一口認罪，但警方的內部聆訊卻一力為黃掩飾，否定各種證供。平行剪接的鏡頭又不時跳到劉健明在警隊的升職考核場面，他被問到對九七後的前景有沒有信心，匪徒卧底的劉卻以一口流利的英語說：the law will back me up(“法律會支持我”)。顯然，法理公義的時間並非自有永有，它的前提其實是“再現”的權力。
“無間道系列”以不斷重寫人物的開放結構為中心，但整體上又提供一個宏大而反諷的歷史敘事：九七不是一個大審判的時刻，但也是一個“大審判”的時刻。因為人們都要為自己打造一個身份以便迎接“未來”。面對這場要“重新做人”的大決算的，包括那些曾被中央某些領導人首肯為“當中也有愛國人士”的黑道豪強。九七這場“大審判”以回歸“真正”身份為戲碼，但結果似乎更合於以背叛、出賣、勾結、“轉軑”、變臉為能事的各式豪強。一方面我們看見，陳永仁在九七之前，於掛著快要下落的港英旗幟的墓地，向殉職警察同事立志完成卧底任務，但九七之後，他仍繼續過“三年又三年”沒完沒了的卧底生涯，公義的時間似乎停頓下來，亦隱喻香港人作為一個身負尶尬文化角色的悲劇，似是沒完沒了。但另一方面，隨九七逼近而大步發展的，卻是黑社會權術家倪永孝，他甚至踏足政壇(差一點被推舉為政協代表)。及後韓琛雖然經歷劫難，終能取倪而代之，重出江湖，立即就在慶祝香港回歸的酒會上，得意洋洋地舉杯。換旗、換徽，一個大時代的開展，卻又好象甚麼都沒有改變。
九七之後，黑社會仍是香港政經權力形構核心的最佳隱喻，他們或會死於仇殺，或會死於被騎劫操控的法律工具手上，但他們真正的競爭者，就只剩下那些甚至能出入“政治／國家權力”架構的同類，以及與後者共謀\的“勾結者”。因為只有這些既能把弄雙重身份，卻又沒有身份認同和道德原則包袱的政治“勾結 ”行為，才有搬弄黑白是非，消滅和捏造歷史記憶和證據的權力，使他們得心應手地駕馭各式政治忠誠\的游戲。它們沒有過渡九七，它們反是關於九七，關於前後的記憶和身份的主宰。這種權力形構，既是黑社會的，也不單只是黑社會的。就一如香港一百五十年來的“勾結式殖民主義”一樣，既是罪犯的，也不單是罪犯的，既是殖民主義的，但更多是勾結者的。所以楊錦\榮和沉澄究竟是公安還是黑道，其實並不重要。
誠然，今天的香港，並非如電影世界所想像的，僅只是一個由黑社會把持的“罪惡之都”，但放眼更宏觀的社會政治層面，那恐怕還是一個由權術家、陰謀家、野心家和勾結者當道的世界。他們向哪一方面都能靠攏，也會隨時背叛任何人和原則，在他們中間，起主宰作用的行為邏輯，恐怕還是符應著與百多年香港歷史共同推進的“勾結式殖民主義”文化政治形構。這個“無時間、無空間”，不隨時日年份而被跳越，跨境跨地的在不停運作的文化權力形構，或者也就可以像這系列電影一樣叫作“無間道”。
[1] 香港卧底題材次類型的處理，可參閱拙作羅永生著：〈卧底的世界？——殖民香港的(非)歷史想像〉，本文由此整理節選。
[2] 例如影評人朗天即以“後九七”為題談論香港電影，參閱朗天著：《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3)。
[3] 見呂大樂著：〈二零零四年才是一九九七〉，《信報》，2004年3月10日。
[4] 見《後九七與香港電影》中第四章“失憶游戲”的分析；同注2。
[5] 參閱拙作Law Wing-sang,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A Genealogy of Competing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2002).
[6] 這里對法理身份的歷史諷喻在於九七問題是因為九七到期的新界租約，在英方而言要解決，但從來不承認條約有效性的中國，卻以此來收回整個香港，包括原來是“永久割讓”的香港島和九龍半島。而當初提出條約問題，希望英人能延續其統治，香港“維持現狀”的香港富豪，卻觸動了一個原初意想不到的歷史效應，使整個香港交回中國。
[7]陳永仁在此集的形象，其實脫胎自九十年代香港卧底電影中卧底“去悲劇化”的前文，和對身份的“演出”性質的體會。見拙作羅永生著：〈卧底的世界？——殖民香港的(非)歷史想像〉。而與心理治療師(陳慧琳)周旋的情節，更有向另一出卧底電影《豪情蓋天》(1997)中心理學家(吳鎮宇)對出走卧底張耀揚不斷研判的情節致意的味道。
[8] 視身份作為表演和扮裝的文化理論，可參看J 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1993)。拙作羅永生著：〈卧底的世界？——殖民香港的(非)歷史想像〉亦曾分析周星馳在電影《喜劇之王》(1999)中曾以戲耍和表演論的角度重新刻鑄“卧底”角色和其文化意義。
『貳』 廉潔垂範倪長犀識才得賢惠桑梓
清朝康熙七年（1668）。贛榆歷史上曾發生過一次以郯城為中心的8.5級大地震。當時邑中舉人倪長犀正在家中讀書備考，恰逢震災身臨其境，寫下了一篇《地震記》，詳細計述了震前震中及震後的各種情形，文獻價值極高，為寶貴地震科學歷史資料。
這位舉人倪長犀（1631-1688），字六通，號郁洲，清贛榆長庄（今塔山鎮倪林村）人，康熙二年（1663）中舉，名列第45名，九年（1670）中進士。官河南儀封（今蘭考）知縣，後權知江西定南廳，又轉任湖北谷城知縣。卒於任所。《嘉慶贛榆縣志》及《海州直隸州志》有傳。倪長犀博學能文，工詩善書，精於篆刻。為官18年，品學兼修，清廉自持。湖北谷城縣檔案館藏有倪公任縣令時所作詩文條幅。自述公事之餘，和如夫人郊遊漫步，雖為一縣長官，身邊無可差遣的僕役，灶前缺少善烹飪的廚娘，貧病之時夫婦相互扶持，生計全靠自理，不免情黯神傷，心生蕭索寡淡之感。其居官儉朴無奢供，治家清貪如寒士的氣節操守，躍然紙上。
倪長犀為官清廉且有愛才識人之能，《嘉慶海州直隸志》載有倪長犀在做河南儀封知縣時偶遇名臣張伯行的佳話。「時張伯行方居貧為縣吏，夜讀書科房中，長犀聞而異之，召與語，奇其才，乃館而教之，卒至江南巡撫，為名臣，人服其識」。是說當年倪長犀高中進士，官放河南儀封知縣時，縣衙內有一名書吏，白天辦理文案公差，晚上則在科房內刻苦讀書，這個人叫張伯行，儀封當地人，字孝先，號恕齋，晚年號敬庵。當時倪長犀看到這名書吏讀書用功，很覺詫異，便召他進衙，與之談話，覺得他很有才，就有收他做了自己的學生，在倪的親自教誨和品行影響下，張伯行品學兼修，最後競以一介書史，考中舉人進士，歷官中書舍人，山東濟寧道，江蘇按察使，福建巡撫，江蘇巡撫，禮部尚書，去世後追封太子太保，謚贈「清恪」，並附祭孔子廟，是有清一代附祭孔子廟堂三名官員之一。
張伯行在江蘇巡撫任上,曾於朝堂、鬧市發布《禁止饋送檄》,稱:「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這在康熙王朝倡導清官政治,社會風氣推崇清官,官員亦以居官清廉為榮的歷史背景下,像張伯行這樣嚴格自律近乎苛刻的行為,也是一般官員做不到的。正是由於他始終不忘恩師倪長犀的教誨之恩和垂身示範,才形成了其一介不取、為官清正、不畏強權、敢於剛直犯上的品格,以至被康熙大帝稱為」操守為天下第一清官」!
有史料記載,張伯行在江蘇任官時,曾對贛榆裁海復開出過大力。未承想倪長犀當年慧眼識英才,成就了清代的一位好官,還為贛榆青口鎮帶來了百年繁榮。可謂一飲一啄，自有善緣因果。
據方誌記載，大清禁海始於順治十二年（1665），直至1740年，贛榆沿海各口岸碼頭尤其是青口港閉港達85年之久，這對於近海農民，尤其是地處蘇北魯南重要出海商埠青口，不啻是滅頂之災、經濟困索之患。嚴重影響贛榆百姓生計和區域經濟發展。
相傳有一次,時任江蘇巡撫的張伯行,偶翻恩師倪長犀的舊札,再誦倪公《憶亡姬》（指如夫人）詩之一:
風飄綉戶愁芳草,雨冷空山泣杜鵑。
願把玉環牢結取,一秋月向兩秋圓。
忽然憶及恩師雖已作古,未跟隨任上的倪夫人還在贛榆長庄老家,便急忙派人租車北上,接倪夫人到江寧府上奉養一段時日。消息一傳開,青口鎮的富商紳董覺得應利用這個機會,便在倪老夫人面前懇求,請她在巡撫面前求個人情,准許青口開港,出口黃豆、油餅等貨物。恰巧,時值康乾盛世,海防較前大固,省府三司官員久已萌動奏請復海之議,張伯行遂會同總督郝公聯合上疏,朝廷復准由青口港經鷹游門對渡瀏河口,出口豆、油、餅等物。這是乾隆五年(1740)的事。
清初禁海，全國各海口均失漁、鹽和航運交通之利，獨青口在乾隆五年（1740）「特恩」開港，海船可經瀏河口而至蘇、杭。其時青島尚未開港，更沒有連雲港和隴海鐵路，新浦亦未開埠，贛榆得此天時地利，一躍而成為蘇北、魯南、魯中、魯東乃至皖北、皖中的商品集散地。山西、安徽、寧波、青島、臨沂、福州等地客商紛紛來贛榆尤其是青口定居、開行，贛榆工商業迅速發展，進出口貿易額逐年增加。據史料記載，清咸豐（1851-1861）至同治（1862-1874）年間，贛榆年進出口貿易額均達200餘萬兩白銀。清包世臣著《安吳四種》卷二十七載：「海州三屬，集鎮百數，商販貿易，以青口鎮為最大，海屬各鎮所用布匹、紙張，皆由青口轉販┄┄」，贛榆青口的貨物貿易進入了一百多年的繁榮時期。
追本溯源，是先賢倪長犀機緣巧合識人於前，廉臣張伯行風雲際會報恩於後，從而遺澤惠及一方，造福了百萬贛榆人民。
『叄』 有倪師的視頻需要書嗎
有倪師的視頻需要書。看著書聽視頻學習效果才能夠更好。每一本書的存在，都不僅僅是文字簡單的筆記，而是對人心、人性的沖擊與顯現。
『肆』 倪姓的由來
倪氏家族
一、姓氏來源
1.倪氏出自春秋的郳國，郳國又分自當時邾國，而邾國則是周武王封給上古顓頊帝的後裔的，則推算起來，後世姓倪的人，自然也是最光榮的黃帝子孫了。現在，在山東省的滕縣和嶧縣，同時都有叫作郳城的地方，根據考證，這兩處地方正是春秋時郳國的所在地，當然，也正是後世倪姓人家的最初發源地。郳氏究竟是什麼時候才為了避仇而改姓為郳氏，然後再加上個「人」字變成為倪的？由於文獻缺詳，所以迄今仍無法確定。不過按照歷史上倪姓名人的出現年代看來，倪氏的得姓，至遲也應該在2000多年以前的漢代，因為，在當時就有過一位叫作倪寬的人。此稍後的南朝時期，又有一位江陰太守名為倪啟，由此當可推知郳氏的改姓為倪，大致是在漢代之際。
2.倪氏淵源
倪氏出自曹姓、邾國、郳國，為帝顓頊之後裔。
相傳帝顓頊有個孫子叫吳回，在帝嚳時為火正祝融。吳回的兒子陸終娶鬼方氏的女兒為妻，生有六個兒子。其中，五兒子名安，曹姓。周武王滅商後封曹安的後裔曹挾在邾國(今山東曲阜附近)。戰國時，邾國被楚宣王所滅，子孫去邑以朱為氏。朱挾就是朱姓的受姓始祖。此支朱氏世居沛國相縣，是為江蘇朱氏。
大約公元前27世紀，中國中原地區的華夏民族開始建立起最早的國家政權——一種酋邦，並產生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位君主。這位君主的稱號，就叫做「黃帝」。
黃帝本姓公孫，他的父親原是統治今河南省新鄭一帶的有熊國的君主，名叫少典。少典娶有蟜氏部族的女子附寶為妻。
傳說附寶與少典成婚後，某夜在郊外田間散步，抬頭仰望天空，欣賞滿天星斗。突然天空發出一道萬丈光芒，如閃電，似銀蛇，繞著北斗七星旋轉不停。最後，這道光芒由天而降，竟落到附寶身上。附寶只感到腹中忽然一動，後來就因此有了身孕。與一般女性懷孕不同，附寶足足懷胎24個月，才在一個叫軒轅的地方（在河南新鄭西北，一說在山東曲阜）產下一位聖嬰，他就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黃帝。
黃帝最初隨父親少典姓公孫，並繼承了有熊氏的稱號，因生在軒轅，就取名叫「軒轅」。後來，黃帝成為部族首領，他的部族主要活動在姬水流域，他因此又以姬為姓。
黃帝的姬姓部族興起之日，正值原來統治中原、與黃帝有血緣親屬關系的炎帝部族走向衰落之時。黃帝利用這一大好時機，聯合其他中原部族，「振德修兵」，組織了一支強大的軍隊，然後向炎帝部落發動了——次猛烈的進攻。經過一場空前血戰，黃帝打敗了西方的炎帝部落，「誅炎帝而兼其地」。緊接著，黃帝又率部消滅了東夷蚩尤部落，並經過一系列南征北戰，第一次統一了中國大地上的大部分原始氏族、部落和民族，建立了中原華夏民族最早的原始國家政權——酋邦。
黃帝自然成為這個新興的早期國家政權的君主，被尊為帝。當時被征服的各氏族和部落，都遵從黃帝的號令，成為黃帝統治下的子民。而黃帝又把自己的眾多兒子、親信、貴族分派到四方，去監督、管理天下臣民。久而久之，黃帝與酋邦內務原始部族的關系，便由領袖與臣屬關系演變為父子親屬關系。各部族的成員，都認黃帝為父，他們的後裔子孫和分衍的各個姓氏，便也遠溯黃帝為始祖。這樣，黃帝不僅成為姬姓，而且也成為包括倪氏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始祖。
黃帝的酋邦統治著當時天下近萬個小邦國，實際上是很多原始的部族。他制訂了許多制度，他統治的時代是幾千年來被中國歷代政治家們所歌頌的文明典範。據《淮南子》等書記載，黃帝時代，中原華夏地區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人民幸福長壽；社會安定，強不凌弱，眾不欺寡，貴賤平等相待；法律簡明不繁，官員公正無私，君臣上下同心；甚至出現了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城郭不關，邑無盜賊，人們互相謙讓，各族和平共處的太平景象。
傳說黃帝在位100年，活了111歲才去世，葬在橋山，其墓即今陝西省黃陵縣北橋山的黃帝陵。
黃帝娶了4位夫人，生了25個兒子。其中，正妃累祖生2子：昌意、玄囂。昌意一支，居住在若水——今青海墨曲、四川若爾蓋和岷江上游—帶。
姓氏學權威經典《元和姓纂》上就明確記載說：「朱，顓頊之後。」
帝顓頊，姓姬，名顓頊，號高陽，屬於黃帝、昌意一支。
傳說當年黃帝長子昌意因才德低下，不足繼承帝位，被降職到西南若水流域做諸侯。昌意被調派若水後，娶當地土著蜀山氏酋長之女昌仆為妻，在這里成家、立業、定居。《大戴禮·帝系》和《帝王世紀》都說，昌意的正妃昌仆又名女樞，某晚看到天空有「瑤光之星貫月如虹」的異象，並因此心有所感而懷了身孕，後來便生下了朱姓血緣遠祖顓頊。但《山海經·海內經》對此又有不同的記載，認為顓頊是黃帝曾孫、昌意之孫，並說顓頊之父為韓流。《山海經》為上古南方人記南方事的奇書，所記當更為真實可信。
顓頊像他的祖先黃帝一樣，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聖大賢之人。他出生在若水，少年時隨著部族不斷順黃河流域東遷，後加入少昊東夷部落，定居於窮桑（今山東曲阜縣）一帶，因此又號窮桑氏。顓頊少負大才，年僅10歲，便成為東夷部落首領少昊的得力助手，20歲時，便繼承少昊的帝位，成為東夷部落酋邦的首領，建都窮桑。此後，顓頊又率領他的部族向西遷徙，挺進中原。在這里，顓頊先與來自西北的共工部落大戰一場，打得「天柱折，地維絕」，終於將共工氏趕到南方。接著，顓頊又兼並了大批中原華夏集團』的小邦國，最後統一了四方，繼承了他祖先黃帝的帝位，做了中原華夏酋邦的君主，遷都中原的帝丘（今河南濮州市西南顓頊城）。《帝王世紀》、《皇覽》等書記載，顓頊於公元前2514年登帝位，執政78年，享年98歲時才去世，葬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廣陽里（今河南內黃縣梁庄鄉）。而《山海經》則說葬於漢水上游的鮒魚山（或作務隅、附禺）。《春秋命歷序》還記載，顓頊高陽氏曾傳位20代，統治中原350年。
顓頊崩後，被尊為中國上古五帝之一，又被尊為五方之神中的北方之神，故典籍又稱他為北帝、黑帝。
從顓項到晏安——倪氏的遠古祖先當年北帝高陽顓頊娶鄒屠氏、騰隍氏兩位夫人，生了很多子女，見於史書記載的就有姒鯀、駱明、窮蟬、季禺、『罐頭、瘦約、伯服、禱杌等。其中，顓頊的次妃騰隍氏又名叫女祿，她生了2個兒子：稱、禺。稱，有的史書上也寫作「伯稱」，字伯服。稱的兒子叫老童，有的史書也寫作「卷章」。老童娶根水氏部族的女子驕福為妻，生了重黎和吳回。
顓頊的這一支後裔，自稱至吳回，因系庶出，沒能承繼顓頊的帝位，並逐漸向南遷徙，到重黎和吳回兄弟時，已遷徙至我國南方。
在中國遠古時期，部族首領的名字也往往就是部族的名字。老童的大兒子重黎，就是因為擔任了重黎部族政權的酋長，才以部族名取名。作為顓頊的一個分支後裔，重黎被當時的中原華夏酋邦君主帝嚳任命為火正——遠古時期為酋邦政權掌管火的官職。遠古時火官官名叫祝融，所以人們又以官代名，稱重黎為祝融。
但重黎經常受到帝嚳集團的排擠。當時，帝嚳派祝融重黎到南方去鎮壓強大的反叛部落共工氏，後卻以平亂不力為借口，殺了重黎，另改任重黎的弟弟吳回接任火正祝融一職。這樣，吳回也被稱為祝融氏。
吳回代兄為祝融氏，繼續率他的部族南下與共工氏作戰。後來終於鎮壓了共工氏的叛亂，但吳回卻也死在南方，葬在南方衡山之陽的祝融峰（今湖南衡山）。祝融去世後，被尊為傳說五方帝中南方炎帝的輔佐——火神。在倪氏歷史上，祝融的地位遠遜於黃帝、顓頊、晏安、曹俠。
祝融吳回死後，他的子孫和部族成員大都北返中原。後來，祝融部族不斷裂變出眾多分支，形成歷史上著名的「祝融八姓」。
祝融吳回生子陸終。陸終在倪氏歷史上也有重要地位，《邾公幼鍾》銘文即說：「陸終之孫邾公（全力）作厥和鍾」，因而邾國、朱氏、倪氏都自稱為陸終的後裔。
陸終娶了一位奇特的夫人，名叫女媸（也作女賾），她來自一個叫鬼方氏的西南部族。這位奇特的女人懷了一胎，孕3年 （有的說是11年）之久還沒生出，於是做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剖腹產，竟取出6個兒子。3個從左脅下取出，3個從右脅下取出。陸終的6個兒子分別是：樊、惠連、（竹錢）、萊言、晏安、季連。六兄弟後采都封疆立國開姓，其中樊封昆吾，後裔形成己姓；惠連封參胡，後裔形成董姓；筏封大彭，後裔形成彭姓；萊言封鄶，後裔形成壇姓；晏安封曹，後裔形成曹姓；季連封楚，後裔形成羋姓。歷史上把這6個姓再加上從彭姓分出的禿姓和從曹姓分出的斟姓，合稱「祝融八姓」。
倪氏，便源出「祝融八姓」中的曹姓一支。所以，今天的倪氏，可稱為曹姓朱氏的分支；倪氏與今天中國的朱氏、曹姓，在血緣上屬於同宗。
曹姓的鼻祖晏安，又名安，也作安斟。《紫陽朱氏建安譜·姓氏》上記載，作為祝融吳回的後裔，晏安曾在中原華夏民族的虞舜王朝任職，為舜帝的輔佐之臣。後來，晏安因輔佐舜帝有功，被舜帝封於曹地，建立曹國，賜姓曹。
舜帝約公元前2255年（丙戌）至前2206年（癸酉）在位，則曹姓大約形成於公元前23世紀晚期。曹字與棗有關，曹地即以盛產紅棗得名。據專家研究，晏安最初所封曹地，正在以盛產紅棗聞名於世的今陝西省靈寶縣東曹陽。
大約到夏代，曹人因受到夏朝的征討，被迫東遷到今河南滑縣南的古曹城；到商代，更東遷國於今山東定陶縣西北，即西周曹國之地。晏安之後所建曹國，頑強地生存了1000多年，幾經遷徙，大約在商末滅國。曹國滅亡之後，晏安的後裔——曹國王族仍以故國名稱也即晏安的封地名稱為姓，姓曹氏。後世的曹氏、朱氏、邾氏、倪氏、顏氏、鄒氏等姓，就都源於夏商時期的曹姓即曹國王族。
以國為姓
邾——蜘蛛的傳人，倪氏， 邾的分支。
今日絕大部分朱姓宗族，他們的祖先起初本不姓「朱」，而是姓「邾」。
早在遠古時代，今山東半島上生活著一支氏族。他們因種種說不清的原因而崇拜蜘蛛，認為全氏族成員都是這種神聖的蜘蛛的後裔，並受其庇佑。於是，他們把蜘蛛當作自己氏族的祖神來祭祀，用它來做氏族的圖騰和徽志，而稱呼本氏族為「邾」。
古代的邾氏族主要集中生活在今山東省鄒縣一帶。他們將自己所居之地也稱為邾。因而在今山東鄒縣一帶留下了邾城（今鄒縣南26里）、邾嶧山（又名鄒山、邾山，在鄒縣南32里）等地名。
總之，古人因為崇拜蜘蛛，才有了邾氏族、邾山、邾水、邾城、邾國之名，也才有後世的朱姓主體，而且曹封邾後，也承襲了古邾人的蜘蛛圖騰，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今日大部分朱姓宗族，都是蜘蛛的傳人。
邾俠——朱姓的開國大始祖，倪氏的遠祖。
《紫陽朱氏建安譜·得姓本源》記載，邾俠是曹姓始祖晏安的第27代孫。晏安生均連，均連生彩白，彩白生季札，季札生主廷，主廷之後傳21代，就到邾俠。
公元前11世紀，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周武革命，西方的周政權消滅了中原商帝國，建立起周王朝。武王滅商後，實行一項著名的政策，即在封同姓貴族的同時，又廣封異姓諸侯。當時，晏安後裔所建曹國早已滅亡，武王克商，奪得曹國舊地，改作他的弟弟姬叔振的封邑，即為西周曹國（今山東定陶縣）。同時，武王又尋找古曹國遺族，得到晏安苗裔曹俠，遂將他封到邾（今山東鄒縣），以繼顓頊、晏安的香火。 史書記載，當年邾俠草創的邾國，只是一個方圓僅30華里的小部族國家。當時，邾國只是魯國的一個附庸國，它的一切內政外交、國家大事，實際上都必須聽從北鄰大邦魯國的旨意。
邾國本是原東夷邾氏族的故地，這里原采生活著一個崇拜蜘蛛圖騰的氏族。商周鼎革後，邾地為周朝奪得。曹俠封邾後，在這里建立氏族國家。當年曹俠封邾時，率領他的曹姓族人同遷邾地，但當地土著邾氏族仍為主體。此後曹姓與土著邾氏族通過長期的融合，形成一個新的民族——邾國民族。他們繼承了邾人的蜘蛛圖騰，故以邾為國名，以邾為氏，同時又繼承了曹人的血緣標志——曹姓，此即成為後世中華民族主體成員之一的曹姓朱氏。
邾國的名稱，經傳又寫作「邾婁」，戰國時又通稱「鄒」或「騶」。專家學者們研究的結果，認為邾婁是當地土語，邾是正名，而鄒、騶則是戰國後所用的同音通假字，與偃國稱燕之類相同。
邾俠開創的邾國，後來又有較大的變化和發展，並衍生出小邾與濫國。他也因開創之功而被後人尊為朱氏、邾氏、顏氏、鄒氏、婁氏等姓的大始祖。
邾國的「邾」字寫法很多，但總的看起來形狀都很像蜘蛛，由此可知，邾國的先人，這支曹姓部落，曾經以蜘蛛作為本族的圖騰。建國以後，便以「蛛」作為國名，後來為了方便起見，改為「邾」字，「邾」字的讀音在古代有兩種讀法。在齊人所作的《公羊傳》一書中，「邾」字讀為「邾婁」，魯人作的《左傳》一書中讀為「鄒」。為什麼會有這兩種讀法呢?這是因為古人讀字時有急聲和慢聲兩種。如果讀成慢聲，就是「邾」和「婁」的合音，讀成「邾婁」；如果讀成急聲，就成了「邾」或者「鄒」。這兩種讀法在古籍中被寫成「邾國」或者「鄒國」，其實指的是同二個國家。
邾國在西周諸國中只能算作一個小國，從開始建國，它就是魯國的一個附庸國，方圓不過幾十里。它的疆域東到今費縣城西，西到今魚台縣東北境獨山湖北岸一帶，南到今滕縣安上村一帶，北到今鄒縣縣城附近。邾國建國之初國力實在太弱，無法與其他大國抗衡，因此在史書中沒有留下它的事跡，只有簡單的世系供我們參考。西周時期，自曹俠為第一位國君開始，其世系是：曹俠——非——成—車—輔——將新》：—訾父——夷父顏。自夷父顏始，邾國的歷史可以零星地見於史書之中，這時已經到了春秋時期。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邾國已經開始強大起來，但它仍是魯國的附庸。繼位的夷父顏是一個昏君，他重用奸臣，把邾國搞得一團糟，政治極為腐敗。後來，他把王位傳給了他的弟弟叔術。叔術非常賢達，他不願意接替兄長的權力，只做了很短一段國君便把王位傳給了夷父顏的兒子夏父。夏父作了國君之後，便封自己的兄長友到鄖地（今山東滕縣東），建立了小邾國。小邾國共傳十四世，戰國中期被楚宣王所滅。同時夏父還把叔術封到濫（今山東滕縣東南），建立濫國。魯昭公二十一年 （前 521）濫國國君黑肱降於魯，國亡。夏父分封友和叔術建國，使邾國周圍有了兩個附庸國。
邾友與小邾國
在歷史上，除曹俠所建邾子國外，另外還有一個小邾子國，它便是由邾國所分離出而由邾友所建的郳國。
當年，邾武公夷父顏生有2個兒子，長子叫夏父，次子叫友。邾友，本名邾肥，字友，又字友父，傳世有邾友父鬲等青銅器。據文獻記載，當年邾顏有功於周王室，於是周宣王封邾顏的小兒子到娜（今山東滕縣東5里處，一說在今滕縣東南50里處），建立另一個附庸小邦。
郳在初時本只是邾友的一個封邑，但後來卻逐漸發展並從邾國獨立出來，成為一個新的小邦國。它既是邾國的支裔和附庸，但同時也是魯國的附庸。邾友所封的郳國，初時未有國名，而邾友子孫仍自稱為邾人，但時人及後日史家認為此邾已非舊邾，且由舊邾所衍生，故加小以為別，稱做小邾，也叫小邾婁；又因國都在即，且為古郎國故地，時人或又仍舊稱為郳國，也寫作倪國。
小邾國雖以邾友開國，但奉邾顏為始祖。據記載，邾友生 2子，後分為兩支：長子繼位為小邾國君；次子邾爽，到魯國任下大夫的官職。邾爽後裔，以祖父邾顏之名為氏，稱顏氏，此即後世中國顏氏的由來。
邾友所建小邾子國，傳到他的孫子邾黎來時，因多次朝見魯國，又數次跟從齊桓公勤王有功，遂得到各華夏大國的承認，並正式被周王室封為子爵，成為與其母邦邾國平起平坐的國家。但事實上，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小邾的勢力都要遠弱於邾國，因而它始終都與邾國保持附庸關系，其軍政外交等重大決策也多與邾國同進退。
邾黎來之後的小邾國世系，文獻記載不詳。我們只知邾黎來之孫為小邾穆公，小邾穆公之孫為小邾惠公。小邾惠公之後再傳6世，小邾國亡。因此，小邾自邾友起共傳14代，大約在戰國中期同邾子國一同被楚宣王所滅。
小邾滅國後，子孫一部分以國名郳，去邑而為兒姓，後改姓倪氏。
二、郡望堂號
郡望 ——千乘郡 漢置千乘郡，現在山東省高青縣。
倪氏家族部分祠堂名：
千乘堂 經鋤堂 鋤經堂 帶經堂 怡德堂 世德堂
承德堂 合一堂 貞一堂 建本堂 報本堂 崇本堂
愛日堂 寧遠堂 永思堂 集義堂 繼善堂 樂善堂
雍睦堂 遺安堂 詒 堂 培德堂 種德堂 敬業堂
寶經堂 敦義堂 中興堂 敦倫堂 積厚堂 育德堂
詒谷堂 祿申堂 寧一堂 翼善堂
三、名勝古跡
倪寬墓
位於山東東營市廣饒縣原花園鄉田王村南約500米。該墓為磚石結構，現有封土高約3米，直徑約40米，佔地面積1200多平方米。過去墓地古木參天、景色幽靜，舊志列為廣饒八大景之一，有「倪冢秋煙」之喻。據《漢書》載：「倪寬，千乘人也。」（即今廣饒縣石村鄉倪家村人），漢武帝元鼎四年（前113），任右內史，後任御史大夫，長達九年，期間深受漢武帝賞識，曾隨侍封禪泰山。倪寬博學多識，對《尚書》深有研究，被郡國選為博士，先後受業於同郡人歐陽生（歐陽尚書學的創始人）和著名經學博士孔安國。漢武帝太初九年（前104），奉詔與司馬遷等共定《太初歷》，糾正了當時所行歷法的錯誤，為發展中國歷法做出了貢獻。他不僅精通經學和歷法，且善文辭，傳有《倪寬九篇》、《倪寬賦二篇》（漢書）及《封禪頌》等。倪寬於太初二年（前103）病逝，歸葬原籍。1976年10月公布為倪氏始祖倪寬墓——山東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山東東營市廣饒縣原花園鄉田王村南約500米。過去古木參天、景色幽靜，舊志列為廣饒八大景之一，有「倪冢秋煙」之喻。當年守墓人生息繁衍，形成了現在的冢頭村。2005年倪寬墓已修繕一新，碑亭、祠堂一應俱全。望天下倪氏子孫前去瞻仰！
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倪氏宗祠——貞一堂
「貞一堂」是祁門渚口倪氏貞一派的宗祠，坐落在村中央，坐北朝南，佔地1200多平方米，是一座三進七開間的祠堂。據文獻記載，「貞一堂」始建於明，清兵入關，毀於兵火，康熙癸丑(1673年)重建，宣統二年(1910年)正月十六日因燃放爆竹引發火災，除門前「道士巾」外，全部被毀，1912年，族人倪尚榮捐巨資重建。
「貞一堂」用料精良，規模宏大，雕刻精美，整個祠堂由108根大柱支撐，取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意，被譽為「徽州民國第一祠堂」。據村人介紹，享堂東西兩山牆脊柱取料於一根樹木，享堂正脊高12，2米，可見該樹本是一株高達30多米、樹圍粗2米余之參天大樹，可稱得天下第一柱。
貞一堂門前廣場兩側有18對巨大的旗桿鼓，規模甚為壯觀，一對旗桿鼓就是渚口倪氏貞一派的一個驕傲、一枚宗族勛章。古徽州傳統宗族觀念，族人一旦取得功名，採取立牌坊或樹旗桿之方法來光宗耀祖，昭示後人。據介紹，倪氏族人中，子孫考取舉人以上功名的，就可以在宗祠前樹一對旗桿。因旗桿為木製，現不復存在，但石鼓還留存人間。這些旗桿鼓有大有小，有的上面還刻有「進士」兩個大字。 「文革」中，倪氏族人為保護這些旗桿鼓免遭破壞，將它們統統搬到村前面的河裡，用泥沙埋起來。直到前幾年」貞一堂」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後，確認不會再遭破壞時，村民才陸續從河裡挖出旗桿鼓搬回放置原處。18對旗桿鼓，18個舉人或進士，小小一山村，如此人才濟濟，可見這里是個藏龍卧虎的風水寶地。
「貞一堂」分前、中、後三進，四周由封火牆圍護。大門樓在封火牆之外，外門廳不做柵門及清水磚八字牆，而做成「道士巾」形狀，外觀屋面是一坡水，內視是三開間五架梁結構。並門樓兩頭各有一道耳門，是左右兩側的通道，正面寬敞，檐口正中梁枋上懸有「尚書」宇匾，大門開在中軸線上，兩側有一對抱鼓石，雕飾有龍鳳呈祥、麒麟送子等圖案，門頭上懸有「倪氏宗祠」匾。
從大門進入祠堂前進，前進為一坡水，與左右兩廂圍合成一個寬大的天井院，屬徽州傳統建築「四水歸堂」做法，天井中間是一道石板大道通向廳前月台。遇有重大節日或慶典，在前進搭台演戲，既教化了族人，又能祭奠祖宗。
中進是正廳。正廳在祠堂建築中稱之為享堂，是祠堂的主體，高敞軒爽，是春秋二祭和舉行慶典的場所。正廳為南北兩坡大屋，廳內有特大木柱十根，柱上架梁，採用抬梁結構，使大廳減柱顯得寬敞，亦稱」減柱造」工藝。大廳天花採用軒頂(卷棚)與人字軒頂兩種做法，使室內空間變大。大梁兩端雕刻有象鼻頭圖案，因象與「相」諧音，意喻「封侯拜相」。樑上架的短柱有「方巾」、「蓮花」等精美的木雕柱托，蓮花托表示搭座蓮台」升天成仙」。 「貞一堂」匾額高懸廳堂太師壁上方。正廳兩側各有廂房一間，用於儲藏祭器之類。正廳東西兩側與廳前天井迴廊銜接處，各有一道側門通向室外，是兩個疏散出口。正廳與迴廊的檐口採用斗拱挑檐，斗拱設置繁密，約3米開間，除兩柱頭外，還加當心一朵，幾乎連成一個花環，非常庄觀氣派，尤其是正廳前檐口的兩根立柱頭上的兩個斗拱，碩大無比，高五層，出跳、斗拱中間伸出兩根「昂」，以顯示倪氏家族的尊貴地位。斗拱底座外端雕刻一頭小象，底座下方是一頭倒趴的木雕母獅。正廳兩頭的封火牆高出坡屋面，並隨屋面高低跌宕成三個台階，牆頭似高昂的馬頭。迴廊與正廳屋面銜接處，還砌有一截粉牆用以防火隔斷。
後進是寢殿，二層結構，兩頭各有一間廂房，東廂儲放花轎，西廂為樓梯間，可登樓遠眺。祠堂後進一般稱為寢殿，或稱寢室、寢堂，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是祠堂中最神聖的地方，所以，寢殿是祠堂三進中最高的一進建築。寢殿雖不像享堂那樣軒敞寬大，但為了突出它的至尊地位，抬高了地基並修建成兩層結構。
寢殿前面的天井下方有一座水池，稱之為「天池」。寢殿前面的水池在風水上有聚財之義，其作用是為了防火。 「貞一堂」的「天池」在徽州祠堂寢殿天池中別具一格，面積最大，儲水量最多，是雕刻最精美的一座水池。 「天池」為長方形，中間有一座石拱橋，將「天池」一分為二，過了橋，登上三級石階可入寢殿。天池寬3．6米，長12．8米，水深0．9米，可蓄水42立方米。「天池」東西兩頭是連接享堂與寢殿的走廊，也各有一道側門通向室外，是寢殿的安全疏散出口。 「天池」四周有青石欄板圍護，東西兩個「天池」的長邊各有三塊欄板，短邊各兩塊欄板，每塊欄板上都有一幅精美的與水有關的石雕圖案，如「鯉魚噴日」、「雁落荷池」、「鯉魚跳龍門」等。東西兩「天池」北邊中間欄板各是一塊碑記，兩塊碑記分別是族人倪兆熊、倪化鱗撰寫，從不同角度敘述「貞一堂」歷史上曾屢建屢燒，多災多難，並且頌揚倪尚榮的副室金氏等人繼承丈夫遺志，以紡織所得之金捐修「天池」，蓄水御患的義舉。「天池」欄板之間用四方石柱銜接，拱橋兩邊的六根石柱頭上方各雕刻有一頭小石獅，形態各異，有的撫弄幼獅，有的戲弄綉球，形象逼真，妙趣橫生，其餘的石柱下端均刻咸蓮花座。天池內側水面上方的四周石板上還飾有精緻的花鳥、魚龍、魚鹿等圓形、扇面形石刻圖案。
「貞一堂」的寢殿水池，容量之大，做工之精，堪稱徽州一絕，而且又是徽州女人以紡織之金捐建，因此更有意義。
「貞一堂」規模完備，春祭秋祀，各種活動有條不紊。宣統二年(1910年)元宵之夜，因舞龍燃放鞭炮引起火災，貞一堂再次遭受滅頂之災。民國元年(1912年)，富商倪尚榮出墨銀六百、谷五十餘秤主持重修事宜。倪尚榮賈米於鄱陽湖與閶水間，是渚口易米者之始。然祠未建成倪尚榮病逝。族人倪化鱗捐五百金接替修復之計。後來祠堂雖修成，但寢殿前的天井水池已無力修復。倪尚榮之妾金氏等人「承夫志，木石之工繼起，是冬復以紡織得資獨擔兩廊、石池之建設費用，竟乃夫未償之願」。倪化鱗為此敬撰刻石：
卓卓女士，一族之光；相夫創業，德顯名揚；恩如春露，節比秋霜；能知大義，不惜傾囊；儀型女界，仰彼高罔，滔滔池水，用作甘棠；百獸率舞，氣象光昌；茲逢告竣，百世馨香；嶙嶙峭立，汩汩飄揚；女士之風，共此天長。
倪兆熊也撰文刻石：
池水清淺，日月同光。元神靜穆，灌注寢室。石蓮吐蕊，花鳥呈祥。笑獅露爪，仙鶴飛翔。魚龍變化兮，福澤無疆。是月也，銀河煥彩，織女成章，水天一色，永享馨香。
因而池塘與其他宗祠內水池不同，別具一格，池中駕橋如銀河有渡，並通向寢殿追隨夫之亡靈，地久天長，百世馨吞。
「貞一堂」重修告成之時，倪化鱗當選為辛亥改道後祁門縣第一屆議會副議長、教育會長。他募金辦學校，以「貞一堂」 為校舍，寢殿二樓為藏書樓。對於孤苦學童免費入校，普及教育。
氣勢恢宏的「貞一堂」，是倪氏家族勢力顯赫的象徵。倪氏先祖自唐天寶年間，因避黃巢之亂，從山西藁城遷至歙縣，六世孫於北宋時遷居渚口。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禮部尚書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疏》，明世宗為加強宗族統治，故；隹夏言議，允許民間聯宗立廟。於是宗祠遍天下，徽州更是大興土木，無族不修宗廟。此時倪氏家族人丁興旺，政治顯赫，富甲一方，雄祁西，於是建了祖廟——「貞一堂」，後遭兵火，毀於一旦。族人倪思輝，萬曆二十五年中舉，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中進士。初授太常寺博士，歷任四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