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作为政治寓言的“无间道系列”
《无间道》(Infernal Affairs)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的香港取得空前的成功，不但有人视之为走向没落低迷的香港电影新希望所在，甚至罕有地受到特区首长公开赞誉。然而，具讽剌意义的是，《无间道》却可能是香港电影历史上最强烈的政治寓言。
我试图以政治寓言的角度阅读“无间道”系列，在另文曾仔细追索过香港电影中“卧底”题材的次类型(sub-genre)自八十年代的发展，[1] 也会在本文展示 “无间道”系列各集之间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无间道”系列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在香港卧底电影的传统上创新，而在各集之间，也互有连系地发展出一种新的叙事风格，切中香港历史现实和当下处境，对时间、记忆、身份等三个深具香港当下 文化 政治意义的问题，作出别具新意的介入。
毫无疑问，过去二十多年以来，香港深受九七问题的左右，这个问题既是政治性，也是文化性的。甚至虽然“后九七”的说法已渐渐在这几年浮现， [2] 二零零四年的“爱国论”争议及人大释法，却又随即激发出 “二零零四才是一九九七”的惊叹，[3] 可见 “九七”其实并未随主权移交中国而离香港远去。九七之前，海外和香港的文化评论，出现了不少争论，辩说香港是否一种混杂的文化形态。这些争论虽有助厘清一些事实，但其局限是把香港的文化问题，收窄为对香港文化身份属性的检验。然而，当代文化研究正好要指出，文化属性的争论不可能抽离在不断变动中的具体政治处境。文化身份并非静态的文化特质，它同时是文化认同的定位、政治身份的选择、政治位置的占取并谋求确认的问题。所以，当这些九七文化争论还在空泛地捕捉香港人是如何混同中西，且内在矛盾之际，香港人更切身地从每日生活和政坛政治变化所感受到的，更是活灵活现、目不暇给的政治“变脸”活剧，及种种关于转换身份和政治效忠的游戏。这种活生生的文化政治，更能剌激香港文化创作人的思绪。
占据香港电影创作人心目中一个重要地位的，当然是香港人的身份政治，以及和身份政治相互紧扣的几个课题，其一是时间，其二是记忆。九七前后不少电影以人文体验的切身角度去探讨时间经历、时间意识，其实它们都可阅作为对“九七大限”那种被动时间观的反抗。从大部分香港人亲身感到的文化 经验 来说，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有着繁杂多样的种种“过去”(pasts)，并无清晰线索，然而九七“回归”，却逼着所有人去面对和接受一个一统版本的历史命运\。在 “线性历史观”下所描画的“历史”长河上，香港完成了政治“回归”，但这却非意味为人们找到了一个原乡式的“归宿”。相反地，九七年的时间“大限”，毋宁是一个逼在每个人面前，要作的存在选择。无论是走还是留，都要同时整理过去，为自己选择未来。也正因九七是这样一个具存有论意义上的选择 (ontological choice)，它也是一个叫每个人都重整记忆，清理旧帐的大决算，彷如一个让每个人“重新做人”的生死大关。
然而，正由于各人身处位置不同，经验不同，在一连串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面前，并没有一个放诸天下而皆合乎道义标准的公式，让人整理自己的“过去”，因而产生各式各样的焦虑和响应 方法 。有人寻回过去失落了身份的回忆，有人力挽狂澜，在即将消逝的“现在”，保存这个即将失去的身份的回忆，也有人以为自己欠缺的，就是自己失去了的，对这一切都声称曾经拥有，保留或运\用追究、索偿的“权利”。于是，香港在过渡期末的电影，就出现了多种关于“过去”记忆的题材，其中包括 “恢复记忆”和“失忆”这两种主题，一些叙述关于失忆之后找寻那失落了的“记忆”的 故事 ，另一些则讲述如何为了逃避痛苦而选择“失忆”，分别展示对九七的记忆政治的不同取态。[4]《无间道》是关于卧底的电影，编导们对卧底题材有崭新的演绎，但它同时是属于那一系列探索时间和记忆问题的九七电影。
记忆的政治与时间的暴力：《无间道I》(2002)
与八十年代开始把卧底写成悲剧人物的传统不同的是，《无间道》把卧底的形像和可书写的角度大大开阔，卧底不再单指警方派到匪帮的卧底，也包括匪帮派进警队的长期卧底。于是，卧底就成了一种更有广泛意含的“身份错置”的象征。第一集的《无间道》，把卧底探员陈永仁和卧底匪徒刘健明两人的身份错置，编写成两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也是环绕身份的记忆的斗争。因为当刘健明正要利用自己的假身份(也就是在警队的职权)，追查谁是破坏匪帮的卧底探员之时，匪帮首领韩琛，却派人把陈的上司黄志诚\打死了。但黄却是惟一能证明陈乃卧底探员的人，掌握着关于陈的身份的全部记忆。这“身份”的机密记忆，只剩下刘健明可以替陈恢复，但陈后来偶然知道，这个事业上正如日方中的刘，其实正是潜伏在警察内部的卧底，两人的对决就不可避免。
卧底如何回复真正的身份，是香港卧底电影的经典结构。对“真正身份”的执着，是港式卧底悲剧的基本原素。但《无间道》并没有停留在重复这个悲剧故事，而是要讨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重新做人”。“重新做人”不一定是回复原来身份，但“重新做人”的历程一定要求每一个人处理好自己的 “过去”，那些只能透过记忆、记录、档案而留存的“过去”。对记忆的所有权，变成对身份的所有权，个中包括对他人的记忆、他人的身份的所有权。对于卧底探员来说，“重新做人”就是回复“真”身份，也就是恢复记忆，制止自己继续在身份迷失的苦海中流放，终结那在善恶边缘的危险徘徊。他需要的是名实相符的“回归”，重获警察这个国家机器的确认。相反，对于一个潜伏在法治文明世界的匪徒，想“重新做人”的话就要为自己“洗底”，洗刷掉自己的记忆，也抹去甚至消灭他人对自己的任何记忆。
《无间道》片中经常朗日高照的天台，是卧底任务的指派、争吵和斗争的主要舞台，暗示见不得光的卧底身份，将要在炙热伤人的阳光下暴露，过去在暗室进行的勾结、交易，将要成为过去。然而，对“过去”的拥有权，仍然是善恶斗争的关键。就如陈永仁在阳光普照的天台上，不肯和刘健明达成交易，让双方都有做“好人”的机会，是因为他自豪地坚持自己“真正”的身份，道：“我是警察！”，刘的回答却是：“谁知道？”
九七年“重新做人”的暴力性格和政治本质，就在于时间的无上律令，逼令对“过去”进行整理和清算。而香港的“过去”，洽巧就是那种充满含混，充满暗室交易，充满身份错置，见不得光的勾结游戏(collaboration)。[5] 那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暴力，或更正确的说，是一种历史主义时间排序的暴力(violence of historicist temporalization)。《无间道》对法理身份和法理的时间的讽喻，表现在陈和刘相争不下的悲剧。正因为委身于法理秩序和法理身份的陈永仁，否决了让刘和平地“重新做人”的选择，拒绝继续玩“勾结”游戏，它所换来的，却是杀身之祸。[6] 然而，消灭记忆的需要，也成为这个杀手(另一个匪帮潜伏在警队的卧底)被刘健明杀死的原因，因为这个匪帮“兄弟”，也保留了刘健明真正身份的记忆。为彻底完成为自己“洗底”的工作，以终结他长期为匪帮卧底的痛苦，继续当一个成功地活在法理社会秩序下的警察，他把“兄弟”也杀掉。从电梯暗室中善恶无间(无差别)的地狱深渊中，进行过以暴力完成的身份抉择(重新做人)后走出来的，是手持警察身份证的“好”警察刘健明。
无间地狱的“史诗”：《无间道II》(2003)
《无间道I》以天台和电梯的空间辩证，讲述一个发生于回归之后六年关于卧底身份和记忆的传奇故事。然而，《无间道II》却进一步把这传奇的叙事的时间也颠覆掉。它是《无间道I》的前传，说的是一九九一年开始直至一九九七的事(如电影的宣传 口号 谓，是关于“一个传奇的诞生”)。出人意表地，观众\ 在《无间道I》知觉到的善恶分野，在此集中被回溯式的叙事时间重新打乱和问题化。在第一集中与黑帮相斗，最后被杀的正直督察黄志诚\，原来曾透过勾结黑社会内部分势力，把黑帮龙头首领杀掉。事变触发了黑帮家族底下的五大头目，产生脱离龙头控制的背叛之心。家族第二代倪永孝施计对他们继续牵制，并准备将他们歼灭，警匪双方向对方派长期卧底的计划，亦在这时开始。奇情之处是，卧底探员其实是黑社会新龙头倪永孝的同父异母兄弟。这个大家族权斗的故事，包含各条支线，探讨夫妻间的情爱忠诚\和同事朋友间的兄弟情谊。关键人物是前头目手下的“忠臣”韩琛，他被追杀至泰国不死，后答应回港以污点证人身份，指控发动帮会内部血腥清洗的倪永孝。
影片以九七过渡为背境，片中几个人物亦都面临“重新做人”的抉择：倪永孝发展“正行”生意，甚至在政界穿梭，靠拢“亲中”力量，令他有可能得以放弃黑道事业，变为“正当商人”；督察黄志诚\要面对如何洗刷他被揭发策划谋\杀，和引致好友同事死亡的悔疚；韩琛要以污点证人身份指控倪家，求取“重新做好人”的机会；而卧底探员陈永仁则努力搜集黑社会的犯罪证据，以助瓦解这个他在血缘上从属的黑社会家族，以和它割断关系。然而，韩要报复妻子被杀之仇的欲望，打乱了警察部署好，以法律制裁倪永孝的计划(因而浪费了卧底陈永仁仔细搜集编排，曾说“绝不能把日子弄错”的证据)。结果，督察黄志诚\被韩琛设巧计亲手杀了倪永孝，国家机器只成了被复仇欲望愚弄的工具。与韩同伙的泰国歹徒，亦在夏威夷把倪全家杀死，利用和收编了原来单纯的为爱复仇之心。杀人和罪恶的无间断伸延，于闪念中或有从善之心的韩琛，亦在无间地狱的犯罪之路上越走越远，一切善行恶行的精密平衡和计算，最后都全部失控。因为，在私人恩怨、个体身份选择背后的，是跨境跨地争夺利益，重划地盘的野心。黑道“全球化”的逻辑，无情地嘲弄了“现代”的法理公义及“前现代”的恩怨情仇。
这种对黑社会家族故事接近史诗式的描述，令不少人将《无间道II》比拟为《教父》 (Godfather)。不过，我以为只有从政治寓言的角度，才可以解读出这两集《无间道》电影的有机统一，及有别于一般黑道影片之处。故事中倪氏家族衰亡，充满内忧外患，权斗不断，一边是常抱异心的分离主义者，一边是意欲一统天下的野心家。传统价值的忠诚和忠贞，与不规矩的贪念欲望流动，出现无休止的较量。如果这个故事，可以被读成中国近代史(或华人家族式社会)的某一种缩影的话，那陈永仁这个“同父异母”的卧底角色，就更可堪玩味。他的身份悲剧，在于他决意“做好人”(不单只是一个能完成任务的警察)，与自身家族的罪恶、传统和恩怨告别，并因此而向现代法理秩序致敬效忠。但是，他的唯一机会，却是要接受任务，潜伏在家族之内，当一个随时被揭发向另一种制度、另一套价值效忠的“叛徒”。而当《无间道II》细诉了陈的过去身世，揭露了他的上司其实正是他的杀父仇人，情节之反讽诡异，一如香港的真实历史。如果鸦片战争之耻可以比作杀父之仇，那帮助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现代法理价值，于香港人而言就有如一秘密任务，甚或会招来杀身之祸。
二十年来，活在种种“亲英”还是“亲中”的拉扯角力当中的香港人，在陈永仁身上，难以不会阅读出一种集体经验。当陈决意下大决心“做好人”，选择继续秉承警察职志，完成卧底任务，却只能在暗角向在警校提掳 教育 他的殉职教官致敬。这一幕就更折射出香港人对自己的“过去”当中，殖民性(coloniality)与现代性(modernity)交缠的复杂体认。不过，陈一心以为可以耐心的收集黑帮犯罪证据，以求一个历史和法律裁决，为实现现代理性公正的梦想而努力。可是，在更大的复仇欲望和权术诡诈共同鼓起的窜流暗涌下，他的努力最终尽付流水，甚至付出生命。因为他要寻回“真实自我”(authentic self)，取回“过去”的“真实”记忆(authentic memory)，收集“真实”的历史证据，将之交付公义裁决，实际上是有点过份纯真率直，却又非常危险和具威胁性。
身份错乱与左右逢源：《无间道III》(2003)
如果说首两集《无间道》的卧底群像，铺开了一个交错的香港殖民历史时空下，香港人主体性问题，在心理上和道德选择上的焦虑困局，那不应忽略的是，“无间道系列”并没有以自怜、自伤的态度去看待香港人的所谓双重身份、双重效忠、身份迷失等问题。相反地，“无间道系列”中一、二、三集的编排，并非单纯以一个线性时序交待事件，而是以不断回溯来重写上一二集的角色，打开观众观赏和评价的可商议空间。这一种不断重写的叙事策略，我以为特别适合探讨香港的身份政治，因为香港的双重身份问题，正好并非一个单声独白的故事可以道尽，而是有多重书写甚至多重解读的可能。第二集改写了督察黄志诚在第一集的一贯正直形象，掏出他的污点，以探讨他的歉疚。这集也改写了韩琛，他不是生性歹毒，而是如常人一般，在忠诚、恩义、情爱之间纠缠挣扎。结果他舍善道而行恶道也是形格势禁，在矛盾的道德原则下驱使的结果。
而系列第三集《终极无间》一方面着墨于后九七更大的空间格局，引入沉澄和杨锦荣的新角色，以带出大陆公安黑帮的元素，另一方面也改写了陈永仁和刘健明两个卧底的形象和性格。这一集的刘健明，也改变了他在第一集的冷面形象。他藉偷阅陈的治疗档案而进入了陈的内心世界，使他原本被残酷的生存和自保需要而掩埋的另一个向向公义的自我浮现，但这也使他掉进了一个负罪者自我揭发，无法区分双重身份中何者才是真我的心理悲剧。但有趣的是，第三集的陈永仁，却不再只是被描述为身份悲剧的牺牲品，他其实并非因为被分裂的身份所撕裂而有暴力倾向 (他的暴力其实是韩琛测试他的忠诚而被逼作出的)。这个被重写过的陈永仁，是一个不断顽抗警察体制将他的处境“病理化”，与治疗语言相互戏耍的顽强人物。[7]
《终极无间》拒绝自伤自怜地看双重身份，还可以在新加入的杨锦荣及沉澄两个人物得到引证。因为影片对两者的“真正”身份，其实最终也没有交代清楚。观众可以接受那个“官方”版本，认为后者是大陆公安而前者是协同大陆公安查案。但观众也可以把各种疑团、线索，例如杨锦荣和韩琛在图书馆的秘密会面，视作为杨锦荣其实“真正”是韩琛安插在警队的另一卧底的证据，而沉澄则是在大陆既为官府亦属黑道的双重人物。《终极无间》对双重身份问题的开放诠释，虽然使不少观众扑朔迷离，但杨锦荣这一角色，对影片整体的这一种结构性的含混，事实上作了很有兴味的批注。
杨锦荣穿梭黑道白道，游走京港之间，司职黄志诚所指“有很多秘密”、“搞政治”比搞保安更多的“保安课”，左右逢源，实是呼之欲出的典型后九七政坛新人格。他那副冷峻无情、满怀自信而迹近目空一切的面孔，正好是陈永仁和刘健明这两个苦恼于自身双重身份的卧底们所欠奉的。他为求政治上把台湾黑道扫出香港之外，面不改容地公然插赃捏造伪证。而他也透露，他早于警校时期，开始踏上成功之道就在于懂得写 报告 。他从不犹疑或迷惑于真相、身份，因为他有懂得写报告的能力。这点既是指涉他这个角色，也是指涉作为叙事工具的电影，以及香港历史现实中的情况。
既然三集《无间道》都可以对不同角色的属性一再重拍、重写，重新估价，观众所需的并非谁是忠、谁是奸的终极答案，而是重新阅读、重新审视的空间。身份问题的问题意识，不在于身份的有或没有、遣失或寻找、记忆与遗忘、证据与指控，也不在于它带来的是喜剧团圆还是悲剧感伤，而是关于“再现 ”(representations)及“再现”的权力。
杨锦荣的自得自满，相对于刘健明的迷乱疯狂，陈永仁的无辜丧命，合组成香港双重身份的文化权力大架构改朝换代下的浮世绘。但个中谁是忠、谁是奸，谁有罪，谁是站在公义的一边……等等，并不在乎有没有证据左证终极的答案，而在于是谁人为甚么原因拥有甚么权力去重写、重演、重看、重读。然而，这种重写的可能性，并没有减弱“无间道系列”作为一出政治寓言的批判性。可以说，沉澄的含混和神秘，毫无淡化这个角色所具体指涉的后九七香港政治实况，而杨锦荣的多重面貌，则更直率地说明一种关于香港人双重身份问题的政治演绎，以及这些演绎的政治性。“无间道系列”作为关于香港历史境遇的政治寓言，它的成就在于既串连各种悲剧情节，却亦能摆脱了香港文化讨论中关于双重身份、双重文化等论述往往内蕴着的伤感主义滥调，开启了历史和政治层面上的讽喻和批判。而这点批判却既是实质政治指涉上的，也是美学认知形式上的。
作为无间道的“勾结式殖民主义”
香港九七问题的出现，以及这个问题所争持的，是关于香港岛、九龙半岛的有关条约的法理性，以及关于新界地区租约的时效性。整个争论所先设的，是那套深植于现代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内的线性法理历史叙事时间观。一直以来，香港问题的官方陈述，都视之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彰显历史的公义。但是，香港现代文化角色的难局，并没有随九七的时间界线被越过而改变。时间的序列(编好号码和日子的证据)并非等同公义的序列，每个新的时间开端都不是原初性的复归，也不是新的出发，而是另一场表演和扮装。[8] 就如九七之前，黄志诚\督察面对谋\杀指控，虽然因意志消沉而想一口认罪，但警方的内部聆讯却一力为黄掩饰，否定各种证供。平行剪接的镜头又不时跳到刘健明在警队的升职考核场面，他被问到对九七后的前景有没有信心，匪徒卧底的刘却以一口流利的英语说：the law will back me up(“法律会支持我”)。显然，法理公义的时间并非自有永有，它的前提其实是“再现”的权力。
“无间道系列”以不断重写人物的开放结构为中心，但整体上又提供一个宏大而反讽的历史叙事：九七不是一个大审判的时刻，但也是一个“大审判”的时刻。因为人们都要为自己打造一个身份以便迎接“未来”。面对这场要“重新做人”的大决算的，包括那些曾被中央某些领导人首肯为“当中也有爱国人士”的黑道豪强。九七这场“大审判”以回归“真正”身份为戏码，但结果似乎更合于以背叛、出卖、勾结、“转轪”、变脸为能事的各式豪强。一方面我们看见，陈永仁在九七之前，于挂着快要下落的港英旗帜的墓地，向殉职警察同事立志完成卧底任务，但九七之后，他仍继续过“三年又三年”没完没了的卧底生涯，公义的时间似乎停顿下来，亦隐喻香港人作为一个身负尶尬文化角色的悲剧，似是没完没了。但另一方面，随九七逼近而大步发展的，却是黑社会权术家倪永孝，他甚至踏足政坛(差一点被推举为政协代表)。及后韩琛虽然经历劫难，终能取倪而代之，重出江湖，立即就在庆祝香港回归的酒会上，得意洋洋地举杯。换旗、换徽，一个大时代的开展，却又好象甚么都没有改变。
九七之后，黑社会仍是香港政经权力形构核心的最佳隐喻，他们或会死于仇杀，或会死于被骑劫操控的法律工具手上，但他们真正的竞争者，就只剩下那些甚至能出入“政治／国家权力”架构的同类，以及与后者共谋\的“勾结者”。因为只有这些既能把弄双重身份，却又没有身份认同和道德原则包袱的政治“勾结 ”行为，才有搬弄黑白是非，消灭和捏造历史记忆和证据的权力，使他们得心应手地驾驭各式政治忠诚\的游戏。它们没有过渡九七，它们反是关于九七，关于前后的记忆和身份的主宰。这种权力形构，既是黑社会的，也不单只是黑社会的。就一如香港一百五十年来的“勾结式殖民主义”一样，既是罪犯的，也不单是罪犯的，既是殖民主义的，但更多是勾结者的。所以杨锦\荣和沉澄究竟是公安还是黑道，其实并不重要。
诚然，今天的香港，并非如电影世界所想象的，仅只是一个由黑社会把持的“罪恶之都”，但放眼更宏观的社会政治层面，那恐怕还是一个由权术家、阴谋家、野心家和勾结者当道的世界。他们向哪一方面都能靠拢，也会随时背叛任何人和原则，在他们中间，起主宰作用的行为逻辑，恐怕还是符应着与百多年香港历史共同推进的“勾结式殖民主义”文化政治形构。这个“无时间、无空间”，不随时日年份而被跳越，跨境跨地的在不停运作的文化权力形构，或者也就可以像这系列电影一样叫作“无间道”。
[1] 香港卧底题材次类型的处理，可参阅拙作罗永生着：〈卧底的世界？——殖民香港的(非)历史想象〉，本文由此整理节选。
[2] 例如影评人朗天即以“后九七”为题谈论香港电影，参阅朗天着：《后九七与香港电影》，香港：香港电影评论学会(2003)。
[3] 见吕大乐着：〈二零零四年才是一九九七〉，《信报》，2004年3月10日。
[4] 见《后九七与香港电影》中第四章“失忆游戏”的分析；同注2。
[5] 参阅拙作Law Wing-sang,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A Genealogy of Competing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2002).
[6] 这里对法理身份的历史讽喻在于九七问题是因为九七到期的新界租约，在英方而言要解决，但从来不承认条约有效性的中国，却以此来收回整个香港，包括原来是“永久割让”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而当初提出条约问题，希望英人能延续其统治，香港“维持现状”的香港富豪，却触动了一个原初意想不到的历史效应，使整个香港交回中国。
[7]陈永仁在此集的形象，其实脱胎自九十年代香港卧底电影中卧底“去悲剧化”的前文，和对身份的“演出”性质的体会。见拙作罗永生着：〈卧底的世界？——殖民香港的(非)历史想象〉。而与心理治疗师(陈慧琳)周旋的情节，更有向另一出卧底电影《豪情盖天》(1997)中心理学家(吴镇宇)对出走卧底张耀扬不断研判的情节致意的味道。
[8] 视身份作为表演和扮装的文化理论，可参看J 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1993)。拙作罗永生着：〈卧底的世界？——殖民香港的(非)历史想象〉亦曾分析周星驰在电影《喜剧之王》(1999)中曾以戏耍和表演论的角度重新刻铸“卧底”角色和其文化意义。
‘贰’ 廉洁垂范倪长犀识才得贤惠桑梓
清朝康熙七年（1668）。赣榆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以郯城为中心的8.5级大地震。当时邑中举人倪长犀正在家中读书备考，恰逢震灾身临其境，写下了一篇《地震记》，详细计述了震前震中及震后的各种情形，文献价值极高，为宝贵地震科学历史资料。
这位举人倪长犀（1631-1688），字六通，号郁洲，清赣榆长庄（今塔山镇倪林村）人，康熙二年（1663）中举，名列第45名，九年（1670）中进士。官河南仪封（今兰考）知县，后权知江西定南厅，又转任湖北谷城知县。卒于任所。《嘉庆赣榆县志》及《海州直隶州志》有传。倪长犀博学能文，工诗善书，精于篆刻。为官18年，品学兼修，清廉自持。湖北谷城县档案馆藏有倪公任县令时所作诗文条幅。自述公事之余，和如夫人郊游漫步，虽为一县长官，身边无可差遣的仆役，灶前缺少善烹饪的厨娘，贫病之时夫妇相互扶持，生计全靠自理，不免情黯神伤，心生萧索寡淡之感。其居官俭朴无奢供，治家清贪如寒士的气节操守，跃然纸上。
倪长犀为官清廉且有爱才识人之能，《嘉庆海州直隶志》载有倪长犀在做河南仪封知县时偶遇名臣张伯行的佳话。“时张伯行方居贫为县吏，夜读书科房中，长犀闻而异之，召与语，奇其才，乃馆而教之，卒至江南巡抚，为名臣，人服其识”。是说当年倪长犀高中进士，官放河南仪封知县时，县衙内有一名书吏，白天办理文案公差，晚上则在科房内刻苦读书，这个人叫张伯行，仪封当地人，字孝先，号恕斋，晚年号敬庵。当时倪长犀看到这名书吏读书用功，很觉诧异，便召他进衙，与之谈话，觉得他很有才，就有收他做了自己的学生，在倪的亲自教诲和品行影响下，张伯行品学兼修，最后竞以一介书史，考中举人进士，历官中书舍人，山东济宁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去世后追封太子太保，谥赠“清恪”，并附祭孔子庙，是有清一代附祭孔子庙堂三名官员之一。
张伯行在江苏巡抚任上,曾于朝堂、闹市发布《禁止馈送檄》,称:“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在康熙王朝倡导清官政治,社会风气推崇清官,官员亦以居官清廉为荣的历史背景下,像张伯行这样严格自律近乎苛刻的行为,也是一般官员做不到的。正是由于他始终不忘恩师倪长犀的教诲之恩和垂身示范,才形成了其一介不取、为官清正、不畏强权、敢于刚直犯上的品格,以至被康熙大帝称为”操守为天下第一清官”!
有史料记载,张伯行在江苏任官时,曾对赣榆裁海复开出过大力。未承想倪长犀当年慧眼识英才,成就了清代的一位好官,还为赣榆青口镇带来了百年繁荣。可谓一饮一啄，自有善缘因果。
据方志记载，大清禁海始于顺治十二年（1665），直至1740年，赣榆沿海各口岸码头尤其是青口港闭港达85年之久，这对于近海农民，尤其是地处苏北鲁南重要出海商端口青口，不啻是灭顶之灾、经济困索之患。严重影响赣榆百姓生计和区域经济发展。
相传有一次,时任江苏巡抚的张伯行,偶翻恩师倪长犀的旧札,再诵倪公《忆亡姬》（指如夫人）诗之一:
风飘绣户愁芳草,雨冷空山泣杜鹃。
愿把玉环牢结取,一秋月向两秋圆。
忽然忆及恩师虽已作古,未跟随任上的倪夫人还在赣榆长庄老家,便急忙派人租车北上,接倪夫人到江宁府上奉养一段时日。消息一传开,青口镇的富商绅董觉得应利用这个机会,便在倪老夫人面前恳求,请她在巡抚面前求个人情,准许青口开港,出口黄豆、油饼等货物。恰巧,时值康乾盛世,海防较前大固,省府三司官员久已萌动奏请复海之议,张伯行遂会同总督郝公联合上疏,朝廷复准由青口港经鹰游门对渡浏河口,出口豆、油、饼等物。这是干隆五年(1740)的事。
清初禁海，全国各海口均失渔、盐和航运交通之利，独青口在干隆五年（1740）“特恩”开港，海船可经浏河口而至苏、杭。其时青岛尚未开港，更没有连云港和陇海铁路，新浦亦未开端口，赣榆得此天时地利，一跃而成为苏北、鲁南、鲁中、鲁东乃至皖北、皖中的商品集散地。山西、安徽、宁波、青岛、临沂、福州等地客商纷纷来赣榆尤其是青口定居、开行，赣榆工商业迅速发展，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增加。据史料记载，清咸丰（1851-1861）至同治（1862-1874）年间，赣榆年进出口贸易额均达200余万两白银。清包世臣着《安吴四种》卷二十七载：“海州三属，集镇百数，商贩贸易，以青口镇为最大，海属各镇所用布匹、纸张，皆由青口转贩┄┄”，赣榆青口的货物贸易进入了一百多年的繁荣时期。
追本溯源，是先贤倪长犀机缘巧合识人于前，廉臣张伯行风云际会报恩于后，从而遗泽惠及一方，造福了百万赣榆人民。
‘叁’ 有倪师的视频需要书吗
有倪师的视频需要书。看着书听视频学习效果才能够更好。每一本书的存在，都不仅仅是文字简单的笔记，而是对人心、人性的冲击与显现。
‘肆’ 倪姓的由来
倪氏家族
一、姓氏来源
1.倪氏出自春秋的郳国，郳国又分自当时邾国，而邾国则是周武王封给上古颛顼帝的后裔的，则推算起来，后世姓倪的人，自然也是最光荣的黄帝子孙了。现在，在山东省的滕县和峄县，同时都有叫作郳城的地方，根据考证，这两处地方正是春秋时郳国的所在地，当然，也正是后世倪姓人家的最初发源地。郳氏究竟是什么时候才为了避仇而改姓为郳氏，然后再加上个“人”字变成为倪的？由于文献缺详，所以迄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按照历史上倪姓名人的出现年代看来，倪氏的得姓，至迟也应该在2000多年以前的汉代，因为，在当时就有过一位叫作倪宽的人。此稍后的南朝时期，又有一位江阴太守名为倪启，由此当可推知郳氏的改姓为倪，大致是在汉代之际。
2.倪氏渊源
倪氏出自曹姓、邾国、郳国，为帝颛顼之后裔。
相传帝颛顼有个孙子叫吴回，在帝喾时为火正祝融。吴回的儿子陆终娶鬼方氏的女儿为妻，生有六个儿子。其中，五儿子名安，曹姓。周武王灭商后封曹安的后裔曹挟在邾国(今山东曲阜附近)。战国时，邾国被楚宣王所灭，子孙去邑以朱为氏。朱挟就是朱姓的受姓始祖。此支朱氏世居沛国相县，是为江苏朱氏。
大约公元前27世纪，中国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开始建立起最早的国家政权——一种酋邦，并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君主。这位君主的称号，就叫做“黄帝”。
黄帝本姓公孙，他的父亲原是统治今河南省新郑一带的有熊国的君主，名叫少典。少典娶有蟜氏部族的女子附宝为妻。
传说附宝与少典成婚后，某夜在郊外田间散步，抬头仰望天空，欣赏满天星斗。突然天空发出一道万丈光芒，如闪电，似银蛇，绕着北斗七星旋转不停。最后，这道光芒由天而降，竟落到附宝身上。附宝只感到腹中忽然一动，后来就因此有了身孕。与一般女性怀孕不同，附宝足足怀胎24个月，才在一个叫轩辕的地方（在河南新郑西北，一说在山东曲阜）产下一位圣婴，他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黄帝。
黄帝最初随父亲少典姓公孙，并继承了有熊氏的称号，因生在轩辕，就取名叫“轩辕”。后来，黄帝成为部族首领，他的部族主要活动在姬水流域，他因此又以姬为姓。
黄帝的姬姓部族兴起之日，正值原来统治中原、与黄帝有血缘亲属关系的炎帝部族走向衰落之时。黄帝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联合其他中原部族，“振德修兵”，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然后向炎帝部落发动了——次猛烈的进攻。经过一场空前血战，黄帝打败了西方的炎帝部落，“诛炎帝而兼其地”。紧接着，黄帝又率部消灭了东夷蚩尤部落，并经过一系列南征北战，第一次统一了中国大地上的大部分原始氏族、部落和民族，建立了中原华夏民族最早的原始国家政权——酋邦。
黄帝自然成为这个新兴的早期国家政权的君主，被尊为帝。当时被征服的各氏族和部落，都遵从黄帝的号令，成为黄帝统治下的子民。而黄帝又把自己的众多儿子、亲信、贵族分派到四方，去监督、管理天下臣民。久而久之，黄帝与酋邦内务原始部族的关系，便由领袖与臣属关系演变为父子亲属关系。各部族的成员，都认黄帝为父，他们的后裔子孙和分衍的各个姓氏，便也远溯黄帝为始祖。这样，黄帝不仅成为姬姓，而且也成为包括倪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始祖。
黄帝的酋邦统治着当时天下近万个小邦国，实际上是很多原始的部族。他制订了许多制度，他统治的时代是几千年来被中国历代政治家们所歌颂的文明典范。据《淮南子》等书记载，黄帝时代，中原华夏地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民幸福长寿；社会安定，强不凌弱，众不欺寡，贵贱平等相待；法律简明不繁，官员公正无私，君臣上下同心；甚至出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城郭不关，邑无盗贼，人们互相谦让，各族和平共处的太平景象。
传说黄帝在位100年，活了111岁才去世，葬在桥山，其墓即今陕西省黄陵县北桥山的黄帝陵。
黄帝娶了4位夫人，生了25个儿子。其中，正妃累祖生2子：昌意、玄嚣。昌意一支，居住在若水——今青海墨曲、四川若尔盖和岷江上游—带。
姓氏学权威经典《元和姓纂》上就明确记载说：“朱，颛顼之后。”
帝颛顼，姓姬，名颛顼，号高阳，属于黄帝、昌意一支。
传说当年黄帝长子昌意因才德低下，不足继承帝位，被降职到西南若水流域做诸侯。昌意被调派若水后，娶当地土着蜀山氏酋长之女昌仆为妻，在这里成家、立业、定居。《大戴礼·帝系》和《帝王世纪》都说，昌意的正妃昌仆又名女枢，某晚看到天空有“瑶光之星贯月如虹”的异象，并因此心有所感而怀了身孕，后来便生下了朱姓血缘远祖颛顼。但《山海经·海内经》对此又有不同的记载，认为颛顼是黄帝曾孙、昌意之孙，并说颛顼之父为韩流。《山海经》为上古南方人记南方事的奇书，所记当更为真实可信。
颛顼像他的祖先黄帝一样，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圣大贤之人。他出生在若水，少年时随着部族不断顺黄河流域东迁，后加入少昊东夷部落，定居于穷桑（今山东曲阜县）一带，因此又号穷桑氏。颛顼少负大才，年仅10岁，便成为东夷部落首领少昊的得力助手，20岁时，便继承少昊的帝位，成为东夷部落酋邦的首领，建都穷桑。此后，颛顼又率领他的部族向西迁徙，挺进中原。在这里，颛顼先与来自西北的共工部落大战一场，打得“天柱折，地维绝”，终于将共工氏赶到南方。接着，颛顼又兼并了大批中原华夏集团’的小邦国，最后统一了四方，继承了他祖先黄帝的帝位，做了中原华夏酋邦的君主，迁都中原的帝丘（今河南濮州市西南颛顼城）。《帝王世纪》、《皇览》等书记载，颛顼于公元前2514年登帝位，执政78年，享年98岁时才去世，葬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广阳里（今河南内黄县梁庄乡）。而《山海经》则说葬于汉水上游的鲋鱼山（或作务隅、附禺）。《春秋命历序》还记载，颛顼高阳氏曾传位20代，统治中原350年。
颛顼崩后，被尊为中国上古五帝之一，又被尊为五方之神中的北方之神，故典籍又称他为北帝、黑帝。
从颛项到晏安——倪氏的远古祖先当年北帝高阳颛顼娶邹屠氏、腾隍氏两位夫人，生了很多子女，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姒鲧、骆明、穷蝉、季禺、‘罐头、瘦约、伯服、祷杌等。其中，颛顼的次妃腾隍氏又名叫女禄，她生了2个儿子：称、禺。称，有的史书上也写作“伯称”，字伯服。称的儿子叫老童，有的史书也写作“卷章”。老童娶根水氏部族的女子骄福为妻，生了重黎和吴回。
颛顼的这一支后裔，自称至吴回，因系庶出，没能承继颛顼的帝位，并逐渐向南迁徙，到重黎和吴回兄弟时，已迁徙至我国南方。
在中国远古时期，部族首领的名字也往往就是部族的名字。老童的大儿子重黎，就是因为担任了重黎部族政权的酋长，才以部族名取名。作为颛顼的一个分支后裔，重黎被当时的中原华夏酋邦君主帝喾任命为火正——远古时期为酋邦政权掌管火的官职。远古时火官官名叫祝融，所以人们又以官代名，称重黎为祝融。
但重黎经常受到帝喾集团的排挤。当时，帝喾派祝融重黎到南方去镇压强大的反叛部落共工氏，后却以平乱不力为借口，杀了重黎，另改任重黎的弟弟吴回接任火正祝融一职。这样，吴回也被称为祝融氏。
吴回代兄为祝融氏，继续率他的部族南下与共工氏作战。后来终于镇压了共工氏的叛乱，但吴回却也死在南方，葬在南方衡山之阳的祝融峰（今湖南衡山）。祝融去世后，被尊为传说五方帝中南方炎帝的辅佐——火神。在倪氏历史上，祝融的地位远逊于黄帝、颛顼、晏安、曹侠。
祝融吴回死后，他的子孙和部族成员大都北返中原。后来，祝融部族不断裂变出众多分支，形成历史上着名的“祝融八姓”。
祝融吴回生子陆终。陆终在倪氏历史上也有重要地位，《邾公幼钟》铭文即说：“陆终之孙邾公（全力）作厥和钟”，因而邾国、朱氏、倪氏都自称为陆终的后裔。
陆终娶了一位奇特的夫人，名叫女媸（也作女赜），她来自一个叫鬼方氏的西南部族。这位奇特的女人怀了一胎，孕3年 （有的说是11年）之久还没生出，于是做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剖腹产，竟取出6个儿子。3个从左胁下取出，3个从右胁下取出。陆终的6个儿子分别是：樊、惠连、（竹钱）、莱言、晏安、季连。六兄弟后采都封疆立国开姓，其中樊封昆吾，后裔形成己姓；惠连封参胡，后裔形成董姓；筏封大彭，后裔形成彭姓；莱言封郐，后裔形成坛姓；晏安封曹，后裔形成曹姓；季连封楚，后裔形成芈姓。历史上把这6个姓再加上从彭姓分出的秃姓和从曹姓分出的斟姓，合称“祝融八姓”。
倪氏，便源出“祝融八姓”中的曹姓一支。所以，今天的倪氏，可称为曹姓朱氏的分支；倪氏与今天中国的朱氏、曹姓，在血缘上属于同宗。
曹姓的鼻祖晏安，又名安，也作安斟。《紫阳朱氏建安谱·姓氏》上记载，作为祝融吴回的后裔，晏安曾在中原华夏民族的虞舜王朝任职，为舜帝的辅佐之臣。后来，晏安因辅佐舜帝有功，被舜帝封于曹地，建立曹国，赐姓曹。
舜帝约公元前2255年（丙戌）至前2206年（癸酉）在位，则曹姓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3世纪晚期。曹字与枣有关，曹地即以盛产红枣得名。据专家研究，晏安最初所封曹地，正在以盛产红枣闻名于世的今陕西省灵宝县东曹阳。
大约到夏代，曹人因受到夏朝的征讨，被迫东迁到今河南滑县南的古曹城；到商代，更东迁国于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即西周曹国之地。晏安之后所建曹国，顽强地生存了1000多年，几经迁徙，大约在商末灭国。曹国灭亡之后，晏安的后裔——曹国王族仍以故国名称也即晏安的封地名称为姓，姓曹氏。后世的曹氏、朱氏、邾氏、倪氏、颜氏、邹氏等姓，就都源于夏商时期的曹姓即曹国王族。
以国为姓
邾——蜘蛛的传人，倪氏， 邾的分支。
今日绝大部分朱姓宗族，他们的祖先起初本不姓“朱”，而是姓“邾”。
早在远古时代，今山东半岛上生活着一支氏族。他们因种种说不清的原因而崇拜蜘蛛，认为全氏族成员都是这种神圣的蜘蛛的后裔，并受其庇佑。于是，他们把蜘蛛当作自己氏族的祖神来祭祀，用它来做氏族的图腾和徽志，而称呼本氏族为“邾”。
古代的邾氏族主要集中生活在今山东省邹县一带。他们将自己所居之地也称为邾。因而在今山东邹县一带留下了邾城（今邹县南26里）、邾峄山（又名邹山、邾山，在邹县南32里）等地名。
总之，古人因为崇拜蜘蛛，才有了邾氏族、邾山、邾水、邾城、邾国之名，也才有后世的朱姓主体，而且曹封邾后，也承袭了古邾人的蜘蛛图腾，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今日大部分朱姓宗族，都是蜘蛛的传人。
邾侠——朱姓的开国大始祖，倪氏的远祖。
《紫阳朱氏建安谱·得姓本源》记载，邾侠是曹姓始祖晏安的第27代孙。晏安生均连，均连生彩白，彩白生季札，季札生主廷，主廷之后传21代，就到邾侠。
公元前11世纪，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周武革命，西方的周政权消灭了中原商帝国，建立起周王朝。武王灭商后，实行一项着名的政策，即在封同姓贵族的同时，又广封异姓诸侯。当时，晏安后裔所建曹国早已灭亡，武王克商，夺得曹国旧地，改作他的弟弟姬叔振的封邑，即为西周曹国（今山东定陶县）。同时，武王又寻找古曹国遗族，得到晏安苗裔曹侠，遂将他封到邾（今山东邹县），以继颛顼、晏安的香火。 史书记载，当年邾侠草创的邾国，只是一个方圆仅30华里的小部族国家。当时，邾国只是鲁国的一个附庸国，它的一切内政外交、国家大事，实际上都必须听从北邻大邦鲁国的旨意。
邾国本是原东夷邾氏族的故地，这里原采生活着一个崇拜蜘蛛图腾的氏族。商周鼎革后，邾地为周朝夺得。曹侠封邾后，在这里建立氏族国家。当年曹侠封邾时，率领他的曹姓族人同迁邾地，但当地土着邾氏族仍为主体。此后曹姓与土着邾氏族通过长期的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邾国民族。他们继承了邾人的蜘蛛图腾，故以邾为国名，以邾为氏，同时又继承了曹人的血缘标志——曹姓，此即成为后世中华民族主体成员之一的曹姓朱氏。
邾国的名称，经传又写作“邾娄”，战国时又通称“邹”或“驺”。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结果，认为邾娄是当地土语，邾是正名，而邹、驺则是战国后所用的同音通假字，与偃国称燕之类相同。
邾侠开创的邾国，后来又有较大的变化和发展，并衍生出小邾与滥国。他也因开创之功而被后人尊为朱氏、邾氏、颜氏、邹氏、娄氏等姓的大始祖。
邾国的“邾”字写法很多，但总的看起来形状都很像蜘蛛，由此可知，邾国的先人，这支曹姓部落，曾经以蜘蛛作为本族的图腾。建国以后，便以“蛛”作为国名，后来为了方便起见，改为“邾”字，“邾”字的读音在古代有两种读法。在齐人所作的《公羊传》一书中，“邾”字读为“邾娄”，鲁人作的《左传》一书中读为“邹”。为什么会有这两种读法呢?这是因为古人读字时有急声和慢声两种。如果读成慢声，就是“邾”和“娄”的合音，读成“邾娄”；如果读成急声，就成了“邾”或者“邹”。这两种读法在古籍中被写成“邾国”或者“邹国”，其实指的是同二个国家。
邾国在西周诸国中只能算作一个小国，从开始建国，它就是鲁国的一个附庸国，方圆不过几十里。它的疆域东到今费县城西，西到今鱼台县东北境独山湖北岸一带，南到今滕县安上村一带，北到今邹县县城附近。邾国建国之初国力实在太弱，无法与其他大国抗衡，因此在史书中没有留下它的事迹，只有简单的世系供我们参考。西周时期，自曹侠为第一位国君开始，其世系是：曹侠——非——成—车—辅——将新》：—訾父——夷父颜。自夷父颜始，邾国的历史可以零星地见于史书之中，这时已经到了春秋时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邾国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但它仍是鲁国的附庸。继位的夷父颜是一个昏君，他重用奸臣，把邾国搞得一团糟，政治极为腐败。后来，他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弟弟叔术。叔术非常贤达，他不愿意接替兄长的权力，只做了很短一段国君便把王位传给了夷父颜的儿子夏父。夏父作了国君之后，便封自己的兄长友到郧地（今山东滕县东），建立了小邾国。小邾国共传十四世，战国中期被楚宣王所灭。同时夏父还把叔术封到滥（今山东滕县东南），建立滥国。鲁昭公二十一年 （前 521）滥国国君黑肱降于鲁，国亡。夏父分封友和叔术建国，使邾国周围有了两个附庸国。
邾友与小邾国
在历史上，除曹侠所建邾子国外，另外还有一个小邾子国，它便是由邾国所分离出而由邾友所建的郳国。
当年，邾武公夷父颜生有2个儿子，长子叫夏父，次子叫友。邾友，本名邾肥，字友，又字友父，传世有邾友父鬲等青铜器。据文献记载，当年邾颜有功于周王室，于是周宣王封邾颜的小儿子到娜（今山东滕县东5里处，一说在今滕县东南50里处），建立另一个附庸小邦。
郳在初时本只是邾友的一个封邑，但后来却逐渐发展并从邾国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小邦国。它既是邾国的支裔和附庸，但同时也是鲁国的附庸。邾友所封的郳国，初时未有国名，而邾友子孙仍自称为邾人，但时人及后日史家认为此邾已非旧邾，且由旧邾所衍生，故加小以为别，称做小邾，也叫小邾娄；又因国都在即，且为古郎国故地，时人或又仍旧称为郳国，也写作倪国。
小邾国虽以邾友开国，但奉邾颜为始祖。据记载，邾友生 2子，后分为两支：长子继位为小邾国君；次子邾爽，到鲁国任下大夫的官职。邾爽后裔，以祖父邾颜之名为氏，称颜氏，此即后世中国颜氏的由来。
邾友所建小邾子国，传到他的孙子邾黎来时，因多次朝见鲁国，又数次跟从齐桓公勤王有功，遂得到各华夏大国的承认，并正式被周王室封为子爵，成为与其母邦邾国平起平坐的国家。但事实上，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小邾的势力都要远弱于邾国，因而它始终都与邾国保持附庸关系，其军政外交等重大决策也多与邾国同进退。
邾黎来之后的小邾国世系，文献记载不详。我们只知邾黎来之孙为小邾穆公，小邾穆公之孙为小邾惠公。小邾惠公之后再传6世，小邾国亡。因此，小邾自邾友起共传14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同邾子国一同被楚宣王所灭。
小邾灭国后，子孙一部分以国名郳，去邑而为儿姓，后改姓倪氏。
二、郡望堂号
郡望 ——千乘郡 汉置千乘郡，现在山东省高青县。
倪氏家族部分祠堂名：
千乘堂 经锄堂 锄经堂 带经堂 怡德堂 世德堂
承德堂 合一堂 贞一堂 建本堂 报本堂 崇本堂
爱日堂 宁远堂 永思堂 集义堂 继善堂 乐善堂
雍睦堂 遗安堂 诒 堂 培德堂 种德堂 敬业堂
宝经堂 敦义堂 中兴堂 敦伦堂 积厚堂 育德堂
诒谷堂 禄申堂 宁一堂 翼善堂
三、名胜古迹
倪宽墓
位于山东东营市广饶县原花园乡田王村南约500米。该墓为砖石结构，现有封土高约3米，直径约40米，占地面积1200多平方米。过去墓地古木参天、景色幽静，旧志列为广饶八大景之一，有“倪冢秋烟”之喻。据《汉书》载：“倪宽，千乘人也。”（即今广饶县石村乡倪家村人），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任右内史，后任御史大夫，长达九年，期间深受汉武帝赏识，曾随侍封禅泰山。倪宽博学多识，对《尚书》深有研究，被郡国选为博士，先后受业于同郡人欧阳生（欧阳尚书学的创始人）和着名经学博士孔安国。汉武帝太初九年（前104），奉诏与司马迁等共定《太初历》，纠正了当时所行历法的错误，为发展中国历法做出了贡献。他不仅精通经学和历法，且善文辞，传有《倪宽九篇》、《倪宽赋二篇》（汉书）及《封禅颂》等。倪宽于太初二年（前103）病逝，归葬原籍。1976年10月公布为倪氏始祖倪宽墓——山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东东营市广饶县原花园乡田王村南约500米。过去古木参天、景色幽静，旧志列为广饶八大景之一，有“倪冢秋烟”之喻。当年守墓人生息繁衍，形成了现在的冢头村。2005年倪宽墓已修缮一新，碑亭、祠堂一应俱全。望天下倪氏子孙前去瞻仰！
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倪氏宗祠——贞一堂
“贞一堂”是祁门渚口倪氏贞一派的宗祠，坐落在村中央，坐北朝南，占地1200多平方米，是一座三进七开间的祠堂。据文献记载，“贞一堂”始建于明，清兵入关，毁于兵火，康熙癸丑(1673年)重建，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十六日因燃放爆竹引发火灾，除门前“道士巾”外，全部被毁，1912年，族人倪尚荣捐巨资重建。
“贞一堂”用料精良，规模宏大，雕刻精美，整个祠堂由108根大柱支撑，取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意，被誉为“徽州民国第一祠堂”。据村人介绍，享堂东西两山墙脊柱取料于一根树木，享堂正脊高12，2米，可见该树本是一株高达30多米、树围粗2米余之参天大树，可称得天下第一柱。
贞一堂门前广场两侧有18对巨大的旗杆鼓，规模甚为壮观，一对旗杆鼓就是渚口倪氏贞一派的一个骄傲、一枚宗族勋章。古徽州传统宗族观念，族人一旦取得功名，采取立牌坊或树旗杆之方法来光宗耀祖，昭示后人。据介绍，倪氏族人中，子孙考取举人以上功名的，就可以在宗祠前树一对旗杆。因旗杆为木制，现不复存在，但石鼓还留存人间。这些旗杆鼓有大有小，有的上面还刻有“进士”两个大字。 “文革”中，倪氏族人为保护这些旗杆鼓免遭破坏，将它们统统搬到村前面的河里，用泥沙埋起来。直到前几年”贞一堂”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确认不会再遭破坏时，村民才陆续从河里挖出旗杆鼓搬回放置原处。18对旗杆鼓，18个举人或进士，小小一山村，如此人才济济，可见这里是个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
“贞一堂”分前、中、后三进，四周由封火墙围护。大门楼在封火墙之外，外门厅不做栅门及清水砖八字墙，而做成“道士巾”形状，外观屋面是一坡水，内视是三开间五架梁结构。并门楼两头各有一道耳门，是左右两侧的通道，正面宽敞，檐口正中梁枋上悬有“尚书”宇匾，大门开在中轴线上，两侧有一对抱鼓石，雕饰有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等图案，门头上悬有“倪氏宗祠”匾。
从大门进入祠堂前进，前进为一坡水，与左右两厢围合成一个宽大的天井院，属徽州传统建筑“四水归堂”做法，天井中间是一道石板大道通向厅前月台。遇有重大节日或庆典，在前进搭台演戏，既教化了族人，又能祭奠祖宗。
中进是正厅。正厅在祠堂建筑中称之为享堂，是祠堂的主体，高敞轩爽，是春秋二祭和举行庆典的场所。正厅为南北两坡大屋，厅内有特大木柱十根，柱上架梁，采用抬梁结构，使大厅减柱显得宽敞，亦称”减柱造”工艺。大厅天花采用轩顶(卷棚)与人字轩顶两种做法，使室内空间变大。大梁两端雕刻有象鼻头图案，因象与“相”谐音，意喻“封侯拜相”。梁上架的短柱有“方巾”、“莲花”等精美的木雕柱托，莲花托表示搭座莲台”升天成仙”。 “贞一堂”匾额高悬厅堂太师壁上方。正厅两侧各有厢房一间，用于储藏祭器之类。正厅东西两侧与厅前天井回廊衔接处，各有一道侧门通向室外，是两个疏散出口。正厅与回廊的檐口采用斗拱挑檐，斗拱设置繁密，约3米开间，除两柱头外，还加当心一朵，几乎连成一个花环，非常庄观气派，尤其是正厅前檐口的两根立柱头上的两个斗拱，硕大无比，高五层，出跳、斗拱中间伸出两根“昂”，以显示倪氏家族的尊贵地位。斗拱底座外端雕刻一头小象，底座下方是一头倒趴的木雕母狮。正厅两头的封火墙高出坡屋面，并随屋面高低跌宕成三个台阶，墙头似高昂的马头。回廊与正厅屋面衔接处，还砌有一截粉墙用以防火隔断。
后进是寝殿，二层结构，两头各有一间厢房，东厢储放花轿，西厢为楼梯间，可登楼远眺。祠堂后进一般称为寝殿，或称寝室、寝堂，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是祠堂中最神圣的地方，所以，寝殿是祠堂三进中最高的一进建筑。寝殿虽不像享堂那样轩敞宽大，但为了突出它的至尊地位，抬高了地基并修建成两层结构。
寝殿前面的天井下方有一座水池，称之为“天池”。寝殿前面的水池在风水上有聚财之义，其作用是为了防火。 “贞一堂”的“天池”在徽州祠堂寝殿天池中别具一格，面积最大，储水量最多，是雕刻最精美的一座水池。 “天池”为长方形，中间有一座石拱桥，将“天池”一分为二，过了桥，登上三级石阶可入寝殿。天池宽3．6米，长12．8米，水深0．9米，可蓄水42立方米。“天池”东西两头是连接享堂与寝殿的走廊，也各有一道侧门通向室外，是寝殿的安全疏散出口。 “天池”四周有青石栏板围护，东西两个“天池”的长边各有三块栏板，短边各两块栏板，每块栏板上都有一幅精美的与水有关的石雕图案，如“鲤鱼喷日”、“雁落荷池”、“鲤鱼跳龙门”等。东西两“天池”北边中间栏板各是一块碑记，两块碑记分别是族人倪兆熊、倪化鳞撰写，从不同角度叙述“贞一堂”历史上曾屡建屡烧，多灾多难，并且颂扬倪尚荣的副室金氏等人继承丈夫遗志，以纺织所得之金捐修“天池”，蓄水御患的义举。“天池”栏板之间用四方石柱衔接，拱桥两边的六根石柱头上方各雕刻有一头小石狮，形态各异，有的抚弄幼狮，有的戏弄绣球，形象逼真，妙趣横生，其余的石柱下端均刻咸莲花座。天池内侧水面上方的四周石板上还饰有精致的花鸟、鱼龙、鱼鹿等圆形、扇面形石刻图案。
“贞一堂”的寝殿水池，容量之大，做工之精，堪称徽州一绝，而且又是徽州女人以纺织之金捐建，因此更有意义。
“贞一堂”规模完备，春祭秋祀，各种活动有条不紊。宣统二年(1910年)元宵之夜，因舞龙燃放鞭炮引起火灾，贞一堂再次遭受灭顶之灾。民国元年(1912年)，富商倪尚荣出墨银六百、谷五十余秤主持重修事宜。倪尚荣贾米于鄱阳湖与阊水间，是渚口易米者之始。然祠未建成倪尚荣病逝。族人倪化鳞捐五百金接替修复之计。后来祠堂虽修成，但寝殿前的天井水池已无力修复。倪尚荣之妾金氏等人“承夫志，木石之工继起，是冬复以纺织得资独担两廊、石池之建设费用，竟乃夫未偿之愿”。倪化鳞为此敬撰刻石：
卓卓女士，一族之光；相夫创业，德显名扬；恩如春露，节比秋霜；能知大义，不惜倾囊；仪型女界，仰彼高罔，滔滔池水，用作甘棠；百兽率舞，气象光昌；兹逢告竣，百世馨香；嶙嶙峭立，汩汩飘扬；女士之风，共此天长。
倪兆熊也撰文刻石：
池水清浅，日月同光。元神静穆，灌注寝室。石莲吐蕊，花鸟呈祥。笑狮露爪，仙鹤飞翔。鱼龙变化兮，福泽无疆。是月也，银河焕彩，织女成章，水天一色，永享馨香。
因而池塘与其他宗祠内水池不同，别具一格，池中驾桥如银河有渡，并通向寝殿追随夫之亡灵，地久天长，百世馨吞。
“贞一堂”重修告成之时，倪化鳞当选为辛亥改道后祁门县第一届议会副议长、教育会长。他募金办学校，以“贞一堂” 为校舍，寝殿二楼为藏书楼。对于孤苦学童免费入校，普及教育。
气势恢宏的“贞一堂”，是倪氏家族势力显赫的象征。倪氏先祖自唐天宝年间，因避黄巢之乱，从山西藁城迁至歙县，六世孙于北宋时迁居渚口。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明世宗为加强宗族统治，故；隹夏言议，允许民间联宗立庙。于是宗祠遍天下，徽州更是大兴土木，无族不修宗庙。此时倪氏家族人丁兴旺，政治显赫，富甲一方，雄祁西，于是建了祖庙——“贞一堂”，后遭兵火，毁于一旦。族人倪思辉，万历二十五年中举，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中进士。初授太常寺博士，历任四科